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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與現實邏輯

楊雨霖

2021年02月02日 02:45

王東京
光明日報

●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現實邏輯決定的。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生産關系反作用于生産力。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民群衆需求,是我國發展經濟的出發點與最終落腳點。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奮鬥的目標,也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用7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曆程,2010年我國已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曆史邏輯。

●“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通過動力變革推動經濟質量變革和效率變革,是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指出:新發展階段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曆史性跨越的新階段。深入領會這一重要論斷,需要我們從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現實邏輯等三個層面來把握。


1.理論邏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們奮鬥的目標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理解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首先需要把握發展階段轉變的一般規律。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生産力決定生産關系,生産關系反作用于生産力。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一文中曾經說過:“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生産力是主要的,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而他同時指出:“生産關系在一定條件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其意思是說,當生産關系阻礙生産力發展時,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會推動社會制度變革;而當新的社會制度確立後,生産關系會反過來決定生産力發展階段的轉變。

自新中國成立到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我國便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由于生産力發展水平不同,初級階段又可分爲不同的發展階段。那麽,經濟發展爲何會依次由低級階段向高級階段轉變,或者說,在社會制度穩定的條件下,爲什麽會實現生産力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總體來說,是由生産關系的反作用決定的。在社會制度穩定的條件下,生産關系集中體現爲社會主要矛盾即人民群衆的需求與社會供給之間的矛盾。當社會供給無法滿足人民群衆的需求時,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會推動生産力向更高水平邁進,具體表現就是供給能力的提升即經濟進入更高質量的發展階段。

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按生産力發展水平將經濟發展劃分爲六個階段:傳統社會階段、爲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消費階段、對生活質量追求階段。並指出,上述六個階段中,“起飛”與“對生活質量追求”是兩個重要的“突變”,而“對生活質量追求”是所有國家都希望達到的階段。我們可以將“爲起飛創造前提階段、起飛階段、向成熟推進階段、高額消費階段”概括爲“高速增長階段”,將“追求生活質量階段”概括爲“高質量發展階段”。根據先發工業化國家的經驗,也可以驗證我國經濟目前已開始進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即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産業發展水平是生産力發展水平的主要體現。從産業發展的視角來看,滿足人民群衆需求是我國發展經濟的出發點和最終落腳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後,人民群衆的需求會不斷升級,人民群衆的需求與社會供給之間的矛盾,會牽引主導産業隨之轉型升級,從而生産力發展水平不斷提升,經濟進入到更高發展階段。這一視角可以幫助我們深入領會爲何要“堅持以人民爲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及爲何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爲主線”。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中高收入群體日益擴大,需求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由于過去生産要素長期集中于中低端産業,中高端産業發展相對滯後,造成了中低端産品過剩與中高端産品短缺並存的局面。要扭轉這種供需結構失衡的局面,就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加快推進産業基礎高級化和産業鏈現代化。我國目前尚處于全球産業鏈、供應鏈的中間位置,一些關鍵核心技術産品仍高度依賴進口,不少領域還存在技術“卡脖子”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引領産業向全球産業鏈高端延伸,才能實現産業基礎高級化和産業鏈現代化,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邁向高質量發展。


2.曆史邏輯: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理解了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理論邏輯,再來分析發展階段轉變的曆史邏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用7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曆程,2010年已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

今年是我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回望前13個五年規劃(計劃)的實施曆程,不僅能夠清晰地看到一條我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發展軌迹;而且研究這條發展軌迹,還能幫助我們更深刻地領會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曆史邏輯。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已成功實施了13個五年規劃(計劃)。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從“一五”到“十三五”可大體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一五”到“五五”,此階段可看作是“爲起飛創造前提”的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經濟基礎薄弱,百廢待興,同時又處在西方國家的重重封鎖之中,面對當時那種嚴峻的現實,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要盡快恢複生産,迅速發展經濟,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爲此,我們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集中力量建立自己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一五”時期,以蘇聯援建的156個建設項目爲重點開始大規模工業建設;“二五”至“五五”時期,又先後取得了“兩彈一星”、高産量雜交水稻等重大科技成果,建成了武漢鋼鐵公司、包頭鋼鐵公司、成昆鐵路、大慶油田等一大批基礎工業項目。

從“六五”到“九五”爲第二個階段,是我國經濟起飛的階段,這個階段的重點是解決“富起來”的問題。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以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爲突破口,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帷幕。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農民收入大幅提高;鄉鎮企業、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科技、教育、文化事業走向繁榮,到“八五”時期,GDP年均增長12%;“九五”時期經濟仍保持較快增長。到2000年,國內生産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850美元,人民生活總體達到小康水平。

第三個發展階段,是“十五”到“十三五”,這20年是我國的“向成熟推進”和“高額消費”階段。從“十五”時期起,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私人汽車逐步進入家庭,住房消費持續升溫。截至2019年底,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了60%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07萬元;私人汽車擁有量達到2.26億輛;城鎮人均住房面積達到39.8平米;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到41.2萬億元,已成爲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召開的經濟社會領域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十四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上開啓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再次強調,新發展階段是我們黨帶領人民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曆史性跨越的新階段。

進入“強起來”的新發展階段,我國面臨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爲此,必須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大局中的核心地位。具體到“十四五”時期,就是要加快發展現代産業體系,堅定不移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推進産業基礎高級化、産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


3.現實邏輯:通過動力變革推動經濟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如果說在過去高速增長階段,我國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出口拉動;那麽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後,則應主要依靠創新驅動,通過動力變革推動質量變革與效率變革,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現實邏輯。

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爲何需要轉換發展動力?對此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國內資源環境約束和人民群衆需求變化,以前“盼溫飽”,現在“盼環保”,以往高投入、高能耗、高汙染的傳統生産方式已難以爲繼;二是國際環境日趨複雜,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擡頭,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使得以往主要靠出口拉動經濟的發展方式存在較多風險。

縱觀世界經濟史,可以看到一個不爭的事實:誰占據了科技創新的制高點,誰就能成爲經濟強國。衆所周知,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一直被稱爲“世界工廠”,可到20世紀初卻被美國趕超;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迅速崛起,經濟總量超過了德國。美國和日本取得成功的原因雖多,但歸根到底是美國引領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新技術革命,日本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曾經說過:“科學知識,以及將它轉化爲新的更先進的産品和生産方式,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如果世界主要工業國家在過去兩個世紀只是積累資本,而仍然使用18世紀的科學技術,那麽今天的産出、收入和生活水平,恐怕只能是現在實際情況的一個零頭。”這表明,科技創新對推動經濟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

的確,一個國家要成爲經濟強國,就必須重視創新。創新不僅決定産業升級的路徑,也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前,産業升級路徑通常是從“勞動密集型”升級到“資本密集型”,然後再升級到“技術密集型”。可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後,産業升級的路徑卻發生了改變,不少企業直接從勞動密集型躍升爲技術密集型,也有企業一經設立便是技術密集型,美國的微軟、英特爾、蘋果等企業就是典型的例子。

微軟、英特爾、蘋果等企業爲何不走傳統産業升級的老路?經濟學的解釋,是由于“受價者”與“覓價者”存在差別。所謂“受價者”,是指只能被動接受市場價格的企業;“覓價者”則是指擁有自主定價權的企業。企業一旦能夠覓價,就可以在市場“呼風喚雨”。企業如何有“覓價權”呢?關鍵是擁有獨特的核心技術,別人無法與之競爭。美國之所以成爲世界主要經濟強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一大批具有“覓價權”的高科技企業。

由此可以有以下三點推論:第一,未來15年—30年我國經濟能否強起來,關鍵在于國內産業能否完成跨越升級;第二,國內産業能否實現跨越升級,取決于國內企業能否在國際市場掌握“覓價權”;第三,國內企業能否掌握國際市場“覓價權”,最終取決于是否擁有獨特的核心技術。結論是:我國要實現由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性跨越,必須堅持創新發展,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爲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作者:王東京,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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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2日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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