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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巴蜀文化學術交流會舉辦

楊雨霖

2021年02月01日 02:39

廖苏予 曾江 徐进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社會科學網讯(记者 廖苏予 曾江 通讯员 徐进)2021年1月28—29日,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巴蜀文化精神标识,落实落细《深化四川重庆合作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2020年重点工作》和《重庆市文物局四川省文物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战略合作协议》精神,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邀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共同组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会议共分为巴蜀文化学术交流会和重庆考古业务科研报告会两大板块,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同步进行。

一、巴蜀文化學術交流會

2021年1月28日,來自成渝兩地的10名考古學者圍繞成渝地區巴蜀文化研究、西南地區漢文化傳播、宋元(蒙)山城防禦體系等主題分享了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兩地專家學者作深入交流,展開討論,共同深化了對巴蜀曆史文化的認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唐淼在題爲《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的探索與實踐——以寶墩遺址近年收獲爲中心》的彙報中,介紹寶墩遺址是寶墩文化聚落中時代最早、面積最大的一處典型聚落,遺址的主體年代爲距今4500—4200年,分爲四期五段。近年采用田野考古和多學科結合的方式,對寶墩遺址開展了較爲系統的聚落實踐與探索工作。分析顯示,寶墩城址內外雙重城垣的修建與使用並非同時,外城修建與使用晚于內城。城內地貌多樣,台地與低窪區域錯落,寶墩人群因地制宜,選擇台地營建不同類型房屋居址;墓葬通常分布在房前屋後或台地邊緣的較低窪區域;最低窪區域寶墩時期仍爲湖藻狀態,不排除爲早期水稻田。整個聚落呈現出以家戶爲最小單位,普通家戶以該區域大房子爲中心,整個城以鼓墩子三組大房子爲中心的模式。寶墩先民的經濟結構以水稻種植爲主,少量粟,采集漁獵作爲食物的補充,同時伴有家豬的飼養。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陳衛東在《巴韻巫風——宣漢羅家壩遺址2019—2020年度考古新發現》中對羅家壩遺址第六次考古發掘進行了介紹,在2020年度考古發掘中,羅家壩遺址共清理墓葬75座,出土各類隨葬品1000余件。新發現了8座出土龜甲的墓葬,且墓葬隨葬品數量較多、墓葬等級較高、部分墓葬出土成套的占蔔工具,說明使用龜甲占蔔的習俗在巴人上層社會較爲流行;同時,新出土一批典型的巴蜀符號,且數量較多,演變序列完整,是四川地區巴蜀符號出土最多的墓地。這些新發現,爲進一步研究東周時期巴國的曆史與文化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代玉彪在《兩千年回眸六十載等待——九龍坡冬筍壩遺址考古收獲與認識》中,彙報了冬筍壩遺址2020年度的考古成果。此次工作共清理戰國晚期至新莽時期墓葬28座,其中船棺葬4座、狹長方形墓葬1座、長方形土坑墓21座,近方形土坑墓1座、磚室墓1座,漢代磚窯1座,遺存主體以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巴文化墓葬爲主,出土陶、銅、鐵、琉璃等各類遺物370余件(套)。代玉彪認爲,冬筍壩遺址墓葬呈現出分布密集、排列有序、類型豐富、延續性強等特點,系統反映了晚期巴文化及其逐步融入漢文化的全過程;巴文化墓葬特色鮮明,很可能是巴人系統中的板楯蠻遺存;發現4組並行排列的墓葬,隨葬品組合存在明顯的性別指征,應爲夫妻異穴並葬;此外,還發現了磚室墓與爲營建漢代磚室墓燒制墓磚的窯址處于同一空間,漢代墓葬中存在墓內和墓外祭祀的喪葬禮儀等重要信息。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左志強在《成都新川漢六朝崖墓2020年收獲與思考》中,介紹了新川創新科技園開展的考古發掘工作。在五根松、劉家大堰、王家山Ⅱ號點、蠻洞山四處地點發現的一批數量豐富、分布面積大的漢六朝崖墓,以三國兩晉崖墓爲大宗,其中五根松M94未被盜掘。左志強認爲,三國兩晉時期崖墓有諸多新的重要發現,存在多處“避讓關系”現象,墓葬形制特征突出,出土隨葬品豐富,類型多樣,其中搖錢樹、畫像石棺、青瓷等遺物最爲重要。新川漢六朝崖墓與川北、川南同時期崖墓既有一定趨同性,也存在地域差別,2020年度考古材料的發現與研究打開了四川漢六朝考古學研究的新局面。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肖碧瑞在《涪光漢影——重慶涪江流域漢代墓葬的發現及初步認識》中,指出涪江流域位于重慶川東平行嶺谷以西與成都平原以東的丘陵地帶,在戰國時期涪江流域的潼南雙江一帶曾是巴、蜀兩國分界所在。近年來,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在涪江流域開展了多項考古工作,取得了一批漢代墓葬的重要材料,爲建立這一地區漢代墓葬的文化序列以及秦漢時期巴郡、蜀郡的文化分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對該區域漢代墓葬的梳理可以發現,本地漢墓是漢文化大一統背景下四川盆地漢墓的實物表現,墓葬形制中流行崖墓以及隨葬器物中各類人物俑、模型明器、搖錢樹等發達,具備巴蜀文化圈內漢墓的鮮明特點。其次,重慶涪江流域漢代墓葬的墓葬形制、隨葬器物等在雙江以上的上遊地區明顯受到川西成都平原文化的影響,雙江以下至合川境內,則深深打上了川東峽江地區的文化烙印,兩種文化互補、滲透、融合的界限可能就在今潼南雙江一帶,表明該涪江流域是融彙東西、橋聯巴蜀的文化廊道。此外,在吸收漢文化、巴蜀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了涪江流域的區域特色,比如磚棺的使用、崖墓內用墓磚起券習俗等,與該地區的地理位置、環境、行政區劃、曆史淵源有直接關系。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劉睿在題爲《四川地區宋元山城現狀調查》的報告中,介紹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曆年開展的宋元(蒙)山城考古調查工作,並對四川宋元(蒙)山城的修建背景、數量及分布規律、特點等進行了初步的全面梳理,對一些代表性山城行了簡要介紹。劉睿重點介紹了近年在開展合江神臂城調查中,關于城牆布局,遺迹現象等方面的新認識。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汪偉作題爲《梁平赤牛城遺址2019—2020年度田野考古的收獲與初步認識》的報告。2019—2020年,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聯合重慶師範大學西南考古與文物研究中心,對該遺址開展了調查勘探及發掘工作,初步確認了南宋末年所築赤牛城遺址的內外城垣分布範圍,爲研究宋元(蒙)山城防禦體系、複原宋末元初夔州路戰爭史提供了重要城址標本與曆史實證。宋代香爐石的發現爲《輿地紀勝》考證及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實證材料,其上題刻“皇宋夔府路梁山軍縣水東鄉福德保王村”證明了《輿地紀勝》中相關記載,同時也爲梁平的曆史沿革及古代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蔡亞林彙報的題目是《忠縣皇華城遺址2018—2020年度考古發現與認識》。皇華城是宋元(蒙)戰爭山城防禦體系中唯一的“孤島型”城址。2018—2020年度,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對城址開展了系統考古工作,取得了系列重要收獲。一是基本廓清了城址布局和功能分區,調查發現皇華城城垣由內城牆、外城牆及一字牆三部分組成,內城總面積約57萬平方米,初步確定了衙署區、軍事區及居民生活區;二是初步厘清了城址年代與沿革變遷,找到了築城之前及城牆廢棄之初的地層堆積,爲探討城址分期和演變沿革提供了線索;三是清理揭露了一批保存較好、較爲罕見的重要遺迹現象,如一號城門外拱券頂內“排叉柱”結構爲首次發現,是宋代城門發展演變關鍵階段的珍貴例證;四是調查新發現采石場、墓地、水井等文物點55處,豐富了對城址文化內涵及延續性的全面認識;五是深化了對城址價值特征的評估,考古發現表明城址整體較好地保留了宋末以來的原始狀態,相較其他同類山城,具有高度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孫治剛彙報的題目是《奉節白帝城遺址2019年度考古收獲》。2020年5—10月,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與中山大學聯合實施了奉節白帝城遺址2019年度考古發掘。通過對白帝城重要組成部分的子陽城皇殿台、中間台兩個高台遺址的發掘和重點解剖,獲取了不同時期建築遺存依次疊壓的地層關系,確認了子陽城遺址東漢始建、六朝沿用、晚唐五代築台、南宋拓展的曆史演變過程,建立了子陽城遺址的年代序列,爲探討曆代白帝城的空間變遷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皇殿台、中間台兩座南宋高台的發掘,基本廓清了高台的布局,確認皇殿台爲內台城和外甕城的結構,布局完整,表明子陽城內各高台均爲據險設防的台城,遺址軍事功能突出,進一步完善了南宋白帝城的城防布局和攻防體系。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胡立敏在《2020年釣魚城遺址考古新發現》中,介紹了釣魚城遺址年度考古收獲。本年度主要發掘了大天池、範家堰、大草房、薄刀嶺和九口鍋等5個遺址點,大天池遺址的時代和性質以及與範家堰遺址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以後釣魚城考古研究和申遺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範家堰遺址的最新發現爲當前對遺址的房屋建築、路網系統、給排蓄水系統等分區布局和功能結構問題有了更全面的認識。他認爲,大草房遺址應爲一處高規格的、具有祭祀性質的祠廟類建築,爲釣魚城軍民戰時的宗教、精神生活研究提供重要實物資料。薄刀嶺遺址地理位置極爲重要,且視野極佳,推測應爲一處咽喉要道,同時也是重要的瞭望、警戒和防守設施。九口鍋遺址城門、城牆遺存進一步完善了釣魚城“內城”的城防設施,對探討釣魚城的戰爭精神、城防思想及其演變具有重要價值。本年度考古新發現進一步豐富了釣魚城遺址文化內涵,初步廓清了宋元(蒙)戰爭時期大天池遺址-範家堰遺址-大草房遺址-薄刀嶺遺址-九口鍋遺址一線的遺存分布、路網體系及城防設施等,對于深化釣魚城遺址功能分區、結構布局和綜合防禦體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二、重慶考古業務科研報告會

2021年1月29日,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建築遺産研究所、文物修複保護所、保管部、文物信息中心等業務部門的12名專業技術人員,分別圍繞考古發現研究、文物修複保護、古建保護研究等主題進行報告,達到了總結收獲、分享成果的目的。

文物考古研究所唐勇在《2019—2020年度萬州天生城遺址考古發掘收獲及認識》中,介紹了天生城遺址最新考古成果。通過連續兩年的考古工作,一方面發現了一批商周時期石地壩文化遺存,進一步擴充了遺址的古代文化內涵,是探索峽江地區二級階地以上海拔區域早期遺存的分布與特征的重要實物樣本;另一方面,首次在天生城內城發現了以宋代房址、水井爲代表的宋代遺存,原生堆積出土遺物豐富,以實物印證了天生城作爲宋元(蒙)山城遺址群重要一環的曆史史實,爲下一步考古工作的開展提供了重要線索,爲遺址的利用提供了展示素材。

文物考古研究所陳東在《巴南區翰林墳墓地考古工作收獲》中介紹了翰林墳墓地的發掘工作。通過考古工作,相繼確認了翰林墳墓地主墓及拜台和石階、袝葬墓及北側垣牆、神道鋪地石面及石階、沿神道對列分布的石像生(含石翁仲、石虎、石羊等)、享殿鋪地石面及柱礎、望柱柱礎及柱頂望獸、墓地西南緣堡坎、明塘內外坎等布局設施。他認爲,墓地依山就勢、背山面水,是明代風水堪輿思想在重慶平行嶺谷地貌實踐的典範,也是現代山地文化景觀的重要實例。翰林墳墓地地理大環境完整,重要要素齊備,時代明確、墓主劉春生平曆史清晰,是西南地區代表性的明代品官墓葬考古實物資料。

保管部吳夢玲彙報的題目是《重慶地區兩漢時期的銅棺飾研究》,認爲我國古代先民對葬具的裝飾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到了漢代更是進入到了一個高峰,出現了漆館、石棺等多種多樣的飾棺方式。通過進一步對重慶峽江地區出土的圓形牌飾、龍虎形飾、雙阙形飾等銅棺飾的類型梳理,認爲這批棺飾非常具有地域性和獨特性,出土的墓葬等級相對較高,直接反映出了墓主生前的財富與地位。在空間分布上與重慶渝西地區和四川地區出土的畫像石棺泾渭分明、毫不重疊,被稱爲川渝地區棺上裝飾的兩朵奇葩。

文物考古研究所牛英彬在《江津石佛寺遺址出土南宋碑刻及相關問題研究》中,以江津石佛寺遺址出土的數塊南宋時期的碑刻爲主要切入點,結合相關文獻史料,進一步梳理和考證了這批碑刻中所蘊含的曆史信息。重點圍繞其中所涉及的寺職、度僧制度、寺院經濟及僧人、居士、寺名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與曆史文獻、考古遺迹形成了互證關系,極大地彌補了石佛寺遺址在文獻上的缺失,進一步提升了石佛寺遺址的價值,活化了石佛寺遺址的曆史場景。

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領在《重慶地區元代中後期青白瓷的發現與初步探討》中,對元代中後期重慶地區青白瓷做了系統收集和梳理,圍繞渝中區老鼓樓衙署遺址、勞動村元墓及最新的考古資料,著重探討了重慶地區青白瓷産地、分布特點。他認爲,重慶地區元代中後期青白瓷主要分布在重慶路、夔州路路治所在地及鄰近區域,主要特征與江西景德鎮湖田窯址、落馬橋窯址産品表現出很大的一致性,應來自江西景德鎮窯的貿易瓷器;相較于兩宋時期,各類瓷器在元代中後期明顯偏少,與宋末戰亂導致的人口減少、元代三峽航運的難度增大、景德鎮窯在重慶地區銷售層級的削弱有密切關系。

文物信息中心吳廣在《重慶市中國傳統村落區位特征研究》中,以110個重慶市中國傳統村落爲研究對象,利用GIS平台,結合定量與定性分析方法,對區位特征、發展空間和地域模式進行綜合分析研究,以期爲重慶市傳統村落保護發展提供基礎性的依據。研究顯示,重慶市中國傳統村落空間格局呈現一定的集聚性,具有明顯的區域空間分布差異;分布總體與重慶市自然條件特征相適應,具有典型的低山丘陵聚集性和親水性。交通區位可達性呈現明顯的區域差異,且呈現較爲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且以低可達性的現象爲主。

建築遺産研究所孫慧在《山地城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劃劃定中的幾點思考》中,分享了在重慶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劃劃定的工作實踐和思考,通過列舉山地城市文物保護區劃劃定遇到的困境和相應對策的探索,進而總結出一套基于重慶城市特色和文物特點的文物保護區劃劃定方法。

後勤中心袁鈞在《山地城市近現代曆史建築保護探索——以中共重慶市委會辦公大樓舊址保護利用爲例》中,通過對中共重慶市委會辦公大樓舊址保護利用的實踐,提出了一些認識和思考。袁鈞提出文物建築保護領域從制度和機制層面建立“價值管理”模式,文物建築保護和利用將收到良好效果;同時文物保護建築與現代建築標准體系的對接,近現代曆史建築的修繕注重的內容對曆史建築修繕中的布局、構件、設施、修繕工藝等適宜性改造方面缺乏指導;另外,他提出適應性改造的尺度問題,如何把握妥善保護與合理利用的尺度,既是“適應性改造”的關鍵,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課題。

建築遺産研究所韓昭彥在《謝氏民居修繕設計與思考》中,介紹了對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謝氏民居的修繕設計工作。謝氏民居爲一處磚木結構合院式建築,是渝西地區典型的合院式民居建築。謝氏民居的修繕設計遵循文物保護基本原則,針對其保存狀況及病害險情提出相應的保護措施,恢複建築原有布局風貌。

建築遺産研究所劉遠堅在《何土司城遺址本體保護工程》中,彙報了何土司城遺址的保護工作。何土司城遺址本體保護是重慶市文化和旅遊發展委員會委托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開展的深度貧困鄉鎮文化脫貧攻堅重點文物保護項目,文物本體保護工作曆時數年,是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一體化保護”模式的實踐典範,從前期調查、勘探清理、勘察設計到項目施工,始終將考古工作貫穿其中,不僅達到了進一步深挖渝東南土司文化的學術目的,更通過不斷研究分析、調整完善工程設計及施工指導,最終達到一體化保護展示利用的效果,爲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做出了有益實踐。

文物修複保護所張良帥在《土遺址可溶鹽侵蝕機理與抑制研究現狀》中,介紹了參與土遺址保護的相關工作。土遺址數量巨大,且絕大多數土遺址由于長期受環境影響,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病害。其中,可溶鹽是直接或間接導致病害的主要因素之一。報告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對土遺址中可溶鹽的來源、種類與狀態、侵蝕機理、鹽害抑制研究幾個方面進行梳理與探討,認爲可溶鹽的結晶壓、水合壓與熱膨脹壓是導致土遺址材料劣化的關鍵因素,而目前常用的脫鹽法、轉化法、抑制劑法都不能有效控制鹽害。研究表明,通過向土體施加具有一定控水效能的功能材料,進而使土遺址中水鹽穩定化才是解決鹽害問題的正確思路。

文物修複保護所譚可馨在《中國早期高鉀玻璃及其熔融特點初探》的彙報中,介紹了中國高鉀玻璃及其熔融特點。高鉀玻璃是中國早期出土的玻璃類型之一,報告對高鉀玻璃氧化物成分進行整理和分類,同時借鑒實驗考古學的理念和研究方法,通過模擬實驗,對高鉀玻璃的熔融特點有了進一步認識。

重慶市文化遺産研究院白九江研究員做總結講話,向各位報告人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祝賀。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了複工複産,然而考古工作人員克服困難,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20年也是難忘的一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這爲考古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方向。白九江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巴蜀文化學術交流會給予高度評價,認爲本次會議形式創新、內容多樣,邀請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的青年學者,促進了成渝地區巴蜀文化的交流,同時采用線上的形式,擴大了影響範圍;學術科研彙報會涵蓋了田野考古、文物保護、建築遺産保護等方面,體現出各位學者在各自領域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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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1日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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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協同創新指數2020》在京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