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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許倬雲:我不固守于任何學科或任何時代

宋揚

2020年07月27日 08:13

徐悅東
新京報書評周刊

在學術專業化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專業著作日漸與大衆脫節,大衆不關心,也看不懂許多知識分子在某個細小領域窮其一生的研究專著。但是,這並不代表大衆沒有這方面的知識需求和知識焦慮。

這些需求和焦慮,促使市面上出現了良莠不齊的大衆曆史讀物。許多“戲說”、“水煮”和“演義”,靠著誇張聳動的情節而廣受歡迎,而一些學者寫的通史類著作,則因爲過于嚴肅、學究和呆板被大家束之高閣。近年來,大曆史類圖書的暢銷,或許就源自大衆對宏大曆史敘事的偏好,以及對用一個清晰簡明的框架去理解曆史的渴望,但一些通俗的大曆史著作對曆史的解釋往往過于簡單,忽視了曆史本身的複雜性。

有著專業曆史研究功底的許倬雲所寫的通俗曆史著作,扮演了一座架在學術與大衆之間的橋梁的角色。《萬古江河》《說中國》和《中國文化的精神》一起組成了許倬雲經典的“中國三部曲”。與許多通史類著作不同,他不囿于一般通史的寫作模式,而是用開闊的視野、獨到的見解、平實暢達的語言去講述中國文化成長的故事,因而在曆史普及類著作裏影響巨大,暢銷多年。

許倬雲沒有寫帝王將相或以政治變遷爲綱的曆史。他填補了通俗曆史著作中,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心態史的空白。更爲關鍵的是,除了敘述曆史之外,他嘗試用一種能照顧到曆史複雜性的“網絡結構”的方法來解釋曆史。他在保持專業性的同時,盡可能地滿足普羅大衆對宏觀曆史解釋的需求。許倬雲爲何會選擇爲大衆書寫曆史普及類著作?他的曆史寫作算是大曆史寫作嗎?他又是如何看待大曆史熱潮的?我們帶著這些問題對他進行了采訪。

“當下知識分子和社會大衆基本脫節”

新京報:你寫過許多經典的曆史普及類和通史類著作。如今,許多曆史學家可能會選擇某個專業領域,深耕一輩子。你也曾在其他訪談裏說過,現在美國已經很少有知識分子會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較爲通俗的文章。許多學者也沒時間、沒興趣爲大衆做通俗性的寫作,因爲這並不能讓其在學術體制內步步高升。你是如何看待這種知識分子專業化現象的?你的西周史、春秋戰國與漢代社會史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爲何會從象牙塔裏出來,選擇爲更廣泛的讀者去寫一些曆史普及類著作?

許倬雲: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接受著外來輸入的現代教育,他們所接受的教育越“先進”,他們的著作離中國本土可能就越遙遠。我們的社會整體是在不斷改變,不斷地走向世界,可是知識分子走得太快、太遠,這使得知識分子和社會大衆之間基本上處于脫節狀態——知識分子和大衆沒法交流。

普通大衆不知道知識分子在思考什麽,知識分子們寫出一本本關于某個時代或某個學者的專著,對普通大衆似乎並沒有什麽用處。所以,我立志要填補這個空白,我想建造幾座“橋梁”,這些橋梁是連通曆史與現代、大衆與學術之間的通道。

“我寫的書並不是真正的大曆史著作”

新京報:當下,許多大曆史寫作在中國賣得十分紅火。早年黃仁宇的“大曆史觀”脍炙人口。如今,以赫拉利的《人類簡史》爲代表的大曆史著作成爲暢銷榜單的常客。有人質疑,許多大曆史寫作本身屬于易于營銷的那類知識,容易用一個結構簡單、結論易懂的解釋框架,幫助讀者在一本書裏快速地把碎片化的新舊知識整合起來,但會犧牲掉曆史研究本身的複雜性和專業性。你覺得你的通俗著作能歸類爲大曆史著作嗎?什麽樣的大曆史著作,才算是一部好作品?

許倬雲:在我早期的著作裏,我做的是專題曆史——有專門的斷代、專門的研究範圍,還有很深入的小細節。我用這些細節來建構、複活那個時代的生活環境,以及當時的人們怎麽處理與世界和周邊環境的關系。這方面的著作是我寫大社會、大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訓練。沒有這些必要的基礎訓練,寫出來的大曆史著作將會是空泛的。

我寫的書並不是真正的大曆史著作,我主要用“網絡結構”這樣的觀念把許多不同的個體、群體“interlock”——即互相套連起來,看它們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導後所産生的變化趨向,來指出在某個時代的某個問題上,哪種力量占著主導。然後,再換另一個角度看另一種力量,去理解曆史複雜的變動現象。

我的工作其實和物理學家借用量子力學去建構對宇宙的認識很類似。他們想了解宇宙中種種粒子和結構之間的互動——它們怎麽樣從小變大,從結合到分離,再到結合,如何重組改變,構成現在的物理群體和物理現象。我跟他們做的是同樣的工作。

我從大的文明宇宙裏邊,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每個地區性文明都帶著他們過去的傳統,也帶著過去的負擔,更帶著過去的“工具”。人們該如何從舊的“工具”轉換成新的“工具”,並把舊的負擔放到一邊?或者,該如何把負擔轉變成“資源”,使生活變得更有意義?這些問題都是我想要去探討的。

比如,我在《中國文化的精神》這本書裏特別指出,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會有一點《周易》的觀念。古跟今、寒跟熱、幹跟濕等這樣的觀念,會在我們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間文化上有所體現——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幹燥或潮濕、明亮或黑暗等。中國人的生活被這一套不斷變化的大宇宙融合在一起。我的希望是,經過我自己的努力,把我所理解的中國社會及其曆史演化進程呈現給大家。這既讓我們能更清楚地了解過去,也讓我們能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希望在曆史敘述中解釋變化”

新京報:你的寫作與一般通史寫作有何不同?你如何定位自己的跨學科通俗曆史寫作?

许倬云:对于大历史,赫·乔·韦尔斯(H.G. Wells)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因此,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就没太多人注意了。他们的努力,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过于空泛。我要尽量避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还包括我的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同行所获得的收获,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一起进行思考。

這是我寫曆史一貫的方式。這種方式跟我一般的美國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樣,也跟《中國大通史》更不一樣。《中國大通史》裏面可以有一百個題目,這一百個題目就會産生出一百個單元,但是,這些單元互相之間的時代聯結會顯得相當生疏。

美國的大曆史著作也是如此。世界史、美國史、歐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種敘述,而不能提供一種解釋。我盼望,我的著作能在敘述中“解釋變化”。在變化的形態、模式得到理解之後,我們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麽樣的變化,以及如何理解這種變化。

我的問題取向,是用結構的方式來看結構的變化。“變化”本身就是我的課題。人類學能夠體現曆史變化的某個部分,能爲我提供素材,我就用它。其他學科同樣如此。我不固守任何一個學科,也不固守任何一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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