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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穩定與發展將保證雙循環順利開局

——專訪中國工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周月秋

宋揚

2020年09月21日 02:37

柳 立
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上半年,我國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下半年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意義重大。如何看待當前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有哪些機遇和挑戰值得重點關注?商業銀行如何把握機遇、應對挑戰,助力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帶著一系列問題,《金融時報》記者采訪了中國工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周月秋。

國內外經濟形勢的總體判斷

《金融時報》記者:今年以來,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對世界經濟金融造成了嚴重沖擊。在您看來,疫情下的世界經濟金融環境發生了哪些變化?外部環境的變化是否會對中國産生溢出效應?

周月秋:當前全球經濟金融環境確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些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不同以往的經濟特征。今年全球面臨的是百年未有之大疫情,全球經濟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衰退。總體來看,全球經濟呈現出三個特征:

一是負增長。這一次疫情波及範圍廣、影響深遠,全球90%以上國家陷入衰退,衰退範圍之廣超過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遭遇和平時期的最大經濟衰退,其中美國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負增長32.9%,這是二戰後的最大跌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6月再次下調全球GDP增長率,預計是-4.9%;世界銀行預測全年世界經濟增速爲-5.2%。主要經濟體中,中國有可能是唯一的正增長國家。

二是複工難。疫情一發生,中國就采取了積極的防控措施,3月份以來,中國疫情防控取得重要成果,率先複工複産。但美歐多國推動經濟重啓的嘗試並不順利。5月起,多個國家放松管制後,反複出現聚集性感染事件、疫情大幅反彈情況,被迫暫停經濟重啓計劃。當前歐美主要國家總體複工水平在八成左右,而且這一水平已經持續比較長的時間,顯示複工複産進入瓶頸期。全球失業率居高不下。國際勞工組織數據顯示,二季度全球大約損失了4億個全職工作崗位。

三是信心弱。受企業停工停産、國際貿易萎縮、物流交通停擺等因素影響,全球制造業PMI指數已經連續5個月處于榮枯線以下,雖然7月有所回升,但全球經濟前景仍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目前還很難說全球疫情拐點已經出現,疫苗大批上市估計最快也要在今年底或明年初。疫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還會持續比較長的時間,信心恢複仍有待時日。

其次,爲了應對疫情沖擊,全球主要經濟體迅速推出了史無前例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並帶來一系列持續影響。

在貨幣政策方面,加大流動性投放的力度空前。全球主要央行在低利率環境下大幅擴表,美聯儲資産規模從疫情前的4.2萬億美元迅速攀升至目前7.0萬億美元。G4(美國、歐元區、日本、英國)央行加權平均基准利率已下探至負區間,實施負利率政策國家的經濟總量占比,已經超過30%。

在財政政策方面,普遍加大救助力度。美國實施四輪財政救助,總規模達到2.9萬億美元;歐盟委員會通過7500億歐元的疫情複蘇計劃;日本先後出台超過200萬億日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印度、俄羅斯、南非、巴西等新興經濟體都出台了規模空前的財政刺激方案。

短期來看,超大規模的寬松政策對于減緩供給和需求的劇烈下降,應對經濟衰退是必要的,客觀上也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中長期來看,以美元爲代表的無限量化寬松政策,實際上也在消耗著美元信用,侵蝕著全球金融穩定的基礎,會産生難以想象的負面影響。

最後,複雜的全球經濟金融形勢,也在加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不確定性,具體來看:

一是全球市場萎縮,我國對外貿易壓力加大。一方面,疫情造成全球貿易市場萎縮,我國外貿承壓。這在當前的外貿數據上已經有所反映,1月至7月,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下降1.7%;另一方面,近年來極端主義、民粹主義日益膨脹,貿易保護主義盛行,“退群”“脫鈎”“斷鏈”增多,疊加疫情沖擊,國際産業鏈、供應鏈面臨調整重構,不少國家追求自主可控的産業鏈布局,産業鏈聚集、供應鏈縮短的趨勢明顯,全球貿易風險增大。

二是寬松政策逆轉不易,對我國的溢出效應不得不防。總體看,溢出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影響跨境資金。隨著各國利率紛紛大幅下調,中外利差可能被“熱錢”利用,資金大進大出,容易導致我國股市、樓市等資産價格波動。第二,金融市場波動。全球金融市場走勢與實體經濟發展前景有所脫節,資産泡沫聚集,全球金融市場存在大幅震蕩的風險,對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有著負面影響。第三,主要貨幣競爭性貶值。全球流動性泛濫的大環境,必然使得主要貨幣的貶值壓力上升,外幣資産縮水,換個角度看就是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如果再把當前全球貿易萎縮的影響考慮進來,會使得我國出口面臨一定壓力。

《金融時報》記者:上半年,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二季度GDP較上年同期增長3.2%。海外各界普遍達成共識:中國經濟先于全球恢複,並會保持較好的增長。請問,您認爲率先恢複的中國經濟面臨哪些主要發展機遇?

周月秋:面對疫情嚴重沖擊,黨中央、國務院及時作出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部署。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指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我國疫情防控積極有效,助力我國經濟先于全球恢複,並且爲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贏得重要機遇:

一方面,確保經濟持續穩健增長的基本面不變。迅速控制住疫情,使得未來一段時間,我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建設得以持續推進,經濟發展韌性十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一看工業化。我國基本實現工業化以後,還需要10年到15年的持續深化進程,大約到2035年前後我國會全面實現工業化。這也就是說,在未來10多年時間裏,圍繞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將會有一系列重大項目、重大工程持續推進,這些既是巨額的投資需求,更是重大發展機遇。

二看城鎮化。經過多年發展,2019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上升到了60.6%,但與主要發達國家超過70%相比,城鎮化的空間還很大。我國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圈生産總值占全國總量的比重大致在45%左右,如果與美國、日本前三大經濟圈占全國68%、70%水平相比,還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

三看信息化。在這一輪新技術革命興起的過程中,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經濟占GDP的比重從2016年開始統計,2019年較2016年提升了1個百分點至16.3%。根據發展態勢,預計2030年前後我國將跻身創新型國家前列,2050年將成爲世界科技創新強國。與此相適應,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也將從2019年的60%左右,逐步提升到70%甚至80%。

四看農業現代化。未來我國將持續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構建農産品産業鏈,大力發展農業核心技術,推進農産品規模化生産,農業將繼續爲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發揮堅實的基礎作用。

另一方面,宏觀政策調節空間還不小。面對疫情沖擊,我國並未像西方國家一樣“大水漫灌”,而是采取積極有爲的財政政策和靈活適度的貨幣政策,並取得良好成效。這也爲政策層面留下了較大的調節空間和余地。

短期政策主動熨平疫情沖擊。一是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爲、注重實效。發行特別國債,擴大地方專項債發行規模,保障重大項目建設資金。充分發揮減稅降費、貸款財政貼息、政府性融資擔保等扶持扶助作用,加大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保障支持力度。今年上半年爲企業減負已超過1.5萬億元,下半年還有1萬億元左右的空間。二是貨幣政策適度調整,由“逆周期調節”轉爲“跨周期調節”。這也就意味著可以更加靈活適度地調整貨幣政策的節奏和力度,保持M2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適度高于名義GDP增速,實現跨越周期的調節。

中長期政策著眼于持久,重點體現在擴內需、推改革、強科技、促開放四個方面:

一是擴內需,我國擁有14億人口形成的超大規模內需市場,這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需要充分發揮出來。二是推改革,我國目前全要素生産率總體還不高,比如與美國相比,大體在美國的45%左右。未來通過深化改革來釋放發展潛能的空間仍然很大。三是強科技,面對新技術革命,加大投入力度,超前規劃布局,著力攻克光刻機、芯片等一批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卡脖子”約束,向全球産業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四是促開放,黨中央多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並且不斷釋放更高水平開放信號,不斷出台開放新政策,加快形成雙循環的新格局,構建“共贏”的國際分工新局面。

所以,我國經濟發展依然面臨廣闊的機遇。

《金融時報》記者:您也提到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那麽,您如何看待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挑戰?未來發展趨勢如何?

周月秋:當今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經濟處于轉型發展的攻堅期。在堅定發展信心、充分把握重大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必須客觀認識當前面臨的一些現實情況:

第一,宏觀杠杆率上升,債務負擔有所加重。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數據顯示,2020年上半年,我國宏觀杠杆率爲266.4%,比上年末上升21個百分點,其中,確實有應對疫情的客觀需要,但各個經濟主體杠杆率不同程度的上升也是事實。一些小微企業的貸款主要用在解決暫時的流動性困境上,而不是生産經營活動的擴張上。這種債務規模的上升,導致企業杠杆率上升,而且容易産生資金套利行爲,在貨幣總量寬松格局下,尤其要予以關注。政府杠杆率增長較快。今年以來,受疫情影響,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較多,同時各級政府通過減稅降費等積極的措施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財政收支矛盾放大。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將我國赤字規模比上年再增加1萬億元,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這意味著今後一個階段政府杠杆率還會上升。居民部門杠杆率也有所提升,主要原因在于房地産貸款需求增加。

第二,制造業“兩端擠壓”。2019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利潤同比增速從前3年的10%左右增長跌到負增長區間。2020年1月至7月,我國制造業利潤同比下降4.5%。抗擊疫情、複工複産之後,我國制造業還會面臨“兩端擠壓”的挑戰。

一方面是高端擠壓,來自發達國家對高端産業鏈的封鎖。隨著我國綜合實力增強和率先恢複經濟增長,發達國家對我國的不安和戒備持續上升。在進一步加大對我國技術和産業轉移限制的同時,部分國家出台政策,推動高端制造業回流,甚至公開無理打壓華爲、TIKTOK等技術企業,千方百計阻止我國企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升級,對我國産業轉型升級帶來較大挑戰;另一方面是低端擠壓,主要來自發展中國家吸引低端産業鏈從中國外遷。不少發展中國家要素成本比我國更低,同時實施更大力度的吸引外資政策,使得我國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外轉移步伐有所加快,國內産業梯度承接受到一定沖擊。

第三,做好小微金融服務還面臨一定的挑戰。近年來,商業銀行圍繞健全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現代金融體系,紛紛加大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力度。今年面對疫情沖擊,商業銀行緊扣“六穩”“六保”要求,把穩企業、保就業和服務民營、小微企業更好地結合起來,推動小微金融高速發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

同時,爲了進一步做好小微金融服務,前期我們對工商銀行500家基層機構組織開展了問卷調查。從調查情況看,做好小微金融服務工作也還存在一些挑戰。比如,疫情對小微企業經營産生的沖擊更明顯,小微信貸投放風險相對而言比較高;部分小微企業自身經營不夠規範,也會制約銀行的貸款投放;銀行小微金融服務模式和産品創新需要進一步加強;放貸時小微企業數據信息獲取渠道不暢等。面對挑戰,一方面需要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快推進線上小微産品與服務模式的創新,積極探索“投貸一體”的小微企業融資新模式;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要加強與相關政府部門的合作,完善信息傳遞機制和抵押擔保機制,更好地滿足小微企業融資需求。

總體來看,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也面臨一定的困難和挑戰。但隨著“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逐步形成,在跨周期調控政策支撐下,國內需求有望更快恢複,增長動能可望持續提升。預計經濟增速將逐步回歸到潛在增長水平,照現在的發展趨勢,今年經濟增速甚至有可能達到3%左右。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

《金融時報》記者:請問您如何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需要從哪些方面著力?

周月秋:“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中央近期提出的重大部署。我個人理解,這一部署總體有三個特點:一是突出國內大循環主體。也可以理解爲國內循環是主循環,滿足國內需求是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抓住産業鏈循環這一關鍵。産業鏈是連接兩個循環的紐帶,突破産業鏈的技術瓶頸、提升産業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是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三是堅持兩個循環融合。雖然國內國際是兩個循環,但不能看成是兩個獨立的循環,二者之間是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

至于從哪些方面著力,我認爲可以考慮把暢通市場、産業、區域和國際四個方面的循環作爲關鍵點:

第一,暢通市場循環,也就是打通內銷産品供給與居民消費需求之間的循環通道。重點是擴大內需潛力、提高産品的適應性。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政策。增加農民財産性收入,加大住房、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財政投入力度,提升居民社會保障水平,進而促進消費潛力釋放;另一方面,提高産品的適應性。以出口産品轉內銷爲例,國家前期已經出台《關于支持出口産品轉內銷的實施意見》,下一步需要各地方政府結合當地實際出台符合本地特點的配套方案。同時,一些出口生産企業可能需要改造、調整現有生産線,或者投資建設新的生産線,使原來適應出口市場的産品調整成適應國內消費者需求的産品。此外,需要拓寬轉內銷産品的物理和網絡銷售渠道。比如,外貿企業帶著轉內銷的産品進社區、進商場、進超市、進步行街,或者爲外貿企業開拓專屬網上銷售渠道,支持外貿企業探索網上銷售、直播帶貨等新銷售渠道。

第二,暢通産業循環,也就是提升産業鏈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疫情沖擊引發全球對産業鏈完整性的擔憂,雖然對于很多國家來說,構建完整的産業鏈並不現實,但我國不同,已經具備完整的制造業和産業鏈基礎,接下來的重點,應該是向外拓展産業鏈國際合作,向內補關鍵技術的短板。一方面,全球産業鏈合作要繼續深化,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開展聯合攻關,在産業鏈的國際分工合作上,探索新框架和新體系;另一方面,集中優勢資源補短板,一些核心技術空白或者嚴重依賴進口的重點産業,既要盡快在國內技術替代上一項一項突破,也需要在整體規劃上,建立健全從研發到生産的全産業鏈條;提高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經費的比重;還要著力培養掌握先進制造技術的國際型、複合型、高素質專業技術人才隊伍。

第三,暢通區域循環,也就是促進商品和要素在不同區域的有序流動。重點是完善全國統一市場,促進要素跨區域有序流動。可以考慮:一是構建開放有序全國統一的商品市場,主要是減少不必要的限制和非公平競爭,完善流通設施建設管理;二是促進要素的有序流動,主要是實現資本、技術、人力等要素跨區域有序流動和高效集聚;三是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這也是我國進一步提升城鎮化率的實際需要,主要是加快落實中央確定的1億左右農民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的目標,讓城鄉居民平等享有公共服務。

第四,暢通國際循環,主要是培育國際循環的新動力。特別是培育“一帶一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自貿區(港)等國際循環的新動力。需要重點考慮的方面:一是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這一點,中央先後出台了一系列擴大開放的政策,當前主要是加快中日韓、中歐、RCEP等談判,適時啓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 談判,鞏固形成更加均衡和多元的國際循環體系;二是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或地區的深入合作,把“一帶一路”建設作爲貿易往來、産業協作和共同發展的戰略平台;三是推進自貿區、自貿港的建設發展,圍繞18個自貿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培育與國際市場循環相通的制造業、服務業産業集群,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戰略新興産業基地、要素和大宗商品交易配置平台和國際貿易航運樞紐。

商業銀行的機遇與挑戰

《金融時報》記者:上半年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且疊加疫情影響的情況下,我國商業銀行也受到了一定沖擊。銀保監會前不久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同比下降9.4%,這是不是說明銀行業經營形勢比較嚴峻?您認爲未來商業銀行將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商業銀行該如何更好地把握機遇、應對挑戰?

周月秋:當前,我國銀行業運行整體是穩健的,風險是可控的,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也在不斷提升。我更贊成這樣的說法,就是未來一段時期,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依然比較大,潛在的金融風險和挑戰可能多點多發,銀行業有必要加強研判,未雨綢缪。但總體來看,商業銀行的發展機遇是可以預期的。

一是更加有利的宏觀政策環境。從逆周期調控到跨周期調控,一系列宏觀政策的出台,給銀行業創造了較爲寬松的貨幣環境和新的業務機會;監管部門拓寬銀行資本補充渠道、下調撥備覆蓋率要求等政策的出台,對于銀行業熨平周期波動將起到關鍵作用。

二是綜合經營發展方向。經過前些年的探索,各銀行普遍建立起綜合化服務的體系和架構。隨著資本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服務資本市場,或者通過資本市場向客戶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務和商投一體的全産品服務,將爲進一步的綜合化經營打開更大的門。

三是新型業務機遇。尤其是在重點行業和重點區域蘊藏著大量的新型業務拓展機會。比如在新基建領域,5G、工業互聯網等技術將提升石化、鋼鐵、汽車等行業的智能化水平,激發大量的信貸需求,同時,也大大拓展債券承銷、交易銀行等業務發展空間。而在長三角、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成渝雙城經濟圈、海南自貿港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區域,銀行業務發展蘊藏著廣泛的創新增長機遇。

四是數字經濟發展前景。疫情下,我國數字經濟、非接觸銀行服務的發展速度大大加快,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階段,這些新型經濟生態的成長具有長期的增長潛力。

當然,當前銀行業發展也面臨一些挑戰。根據銀保監會數據,2020年6月末,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産309.4萬億元,較年初增長6.7%。上半年商業銀行運行特征基本上可以概括爲“兩降兩升”。所謂“兩降”,是指上半年實現淨利潤1.03萬億元,同比下降9.4%;撥備覆蓋率182.4%,較年初下降3.7個百分點。而“兩升”是指: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2.74萬億元,較年初增加3229億元;不良貸款率1.94%,較年初上升0.08個百分點。

淨利潤的負增長,顯然不能簡單地理解爲商業銀行經營出現了大問題,實際上利潤負增長既有疫情沖擊的影響,同時也是銀行業堅決落實向實體經濟合理讓利決策部署的結果。二季度我國經濟率先恢複正增長,但經濟下行在金融領域的反映存在一定時滯,疫情對商業銀行經營的影響不是即時反映出來的,所以一季度較爲嚴重的疫情形勢在二季度的利潤增長上逐步反映出來是符合基本規律的。與此同時,商業銀行積極貫徹向實體經濟合理讓利部署,降低貸款利率、加大費用減免和利息延期償付的力度,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緩收入的增長。

所以,並不是說銀行業的經營形勢有多麽嚴峻,但面臨的風險考驗確實需要重視:

一是資産質量。疫情防控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是對經濟、對企業的影響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貸款風險可能延後暴露,需要進一步考慮未來不良貸款壓力有可能會加大。

二是資本管理。銀行一方面向實體經濟合理讓利;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兩個方面都要求銀行有更多的資本支撐,對于銀行的資本管理能力、資本補充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金融創新。流動性寬松形勢下,一些高風險的“影子銀行”打著創新旗號,變換形式後卷土重來。如前面提到的,資金違規流入房市股市的情況開始增多,而且局部地方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金融活動有所擡頭。這些形形色色的所謂“創新”,給金融監管帶來了新的挑戰。

越是經營環境不確定,銀行業越需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努力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的平衡,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在機遇和挑戰同時存在的形勢下,商業銀行把握機遇、應對挑戰的根本是以服務“六穩”“六保”大局爲己任,以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爲本源,進一步增強服務實體經濟和抵禦風險的能力,持續提升金融服務的適應性、競爭力和普惠性。

一是助力新發展格局。統籌全面風險管控和轉型創新發展,在短期波動中看准長期趨勢,在服務實體經濟中化解風險,助力打造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二是服務實體經濟。圍繞重點行業和領域,擴大信貸投放,落實精准直達的金融服務要求,引導資金更多投向衛生防疫、科研攻關、制造業、基礎設施、普惠金融等重點領域,爲經濟社會恢複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三是做實讓利工作。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落實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安排,減少收費項目,減免部分手續費,減輕企業負擔,讓利實體經濟。

四是築牢風險藩籬。提前應對,防範潛在風險積聚爆發,真正做到風險應對走在市場曲線前面,堅決打贏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攻堅戰。

《金融時報》記者:您提到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確實我們觀察到,近年來數字經濟、金融科技日新月異,對商業銀行未來發展模式將會帶來較大的影響。您認爲未來銀行業金融科技的發展趨勢如何?將呈現什麽特點?

周月秋:當前,金融科技正在深刻改變客戶的金融消費行爲,也對銀行業的經營理念和服務模式乃至金融生態和競爭格局産生深遠影響。各家銀行普遍加大科技投入力度,金融科技創新不斷湧現。根據2019年年報數據,我國四大銀行科技投入占營業收入的比重平均達2.1%,科技人員規模已近六萬人,科技人員增速平均7.7%。

我認爲,要關注未來銀行業金融科技發展可能出現的一些趨勢性變化:

一是更加注重構建金融生態。通過構建更廣闊的金融生態圈,積極搭建“智慧政務”“智慧校園”“智慧醫院”“智慧社區”“智慧出行”等場景,爲廣大人民群衆提供更便捷、更安全的支付場景和更滿意的衣食住行體驗,真正實現金融服務觸手可及。

二是更加強調“理念變革”先行。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未來金融科技不僅僅代表著設備的升級、費用的投入,更代表著科技戰略和運營理念的轉變。以工商銀行爲例,總行黨委提出“科技驅動、價值創造”的工作思路,金融科技發展規劃著眼于推進集團跨境、跨業、跨界轉型,縱深推進金融科技創新發展。

三是更加聚焦破解普惠金融難題。銀行將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交易成本低、覆蓋範圍廣、服務效率高的先天優勢,准確把握客戶痛點,提升服務效率和精准性,在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上尋求突破。

四是更加強化智能風控應用。商業銀行充分應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持續提升全球一體化運營能力,全面推進管理體系升級改造,增強運營安全防護能力,從而有效防範和化解各類金融風險。

五是更加強化金融科技競爭。金融科技對于銀行業來說,既是新機遇,也是新角逐。未來,銀行金融科技的競爭,也會是戰略之爭、創新之爭、速度之爭、合規之爭,會持續考驗每一家銀行的綜合能力。

認識這些趨勢性的變化,本質上還是爲了更好地推進商業銀行金融科技發展,幾個重點是需要注意的:

一是突出智慧智能。銀行業開啓智慧創新新模式,打造智慧服務、智慧運營、智慧風控,以更加智能化的方式滿足人民群衆對金融服務的新期待、新需求。

二是突出開放包容。科技講究融合,很難做到包打天下,銀行有必要強化“開放銀行”理念,塑造開放化的平台,通過構建以用戶爲中心的金融生態,把金融服務嵌入到社會運營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三是突出品質差異。所有銀行都有自身禀賦、品牌特征、戰略取向,既要在科技布局上著眼全局,作用于綜合經營,也要在細分市場上形成相對優勢,強化品牌品質。

四是安全穩健。隨著監管完善、技術進步以及行業標准規範,銀行爲客戶提供安全穩健服務的行業特征將更加凸顯,用戶數據的安全性將大幅提升,消費者權益將得到更充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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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21日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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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中國的國際擔當和曆史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