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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地方政府也要有企業家精神

宋揚

2020年10月27日 02:42

熊筱偉
四川日报 2020年10月19日09版

白衫,黑褲,一頭銀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和而隨性”。采訪結束,他樂呵呵地和記者合完影,就去坐地鐵了。
  但在經濟學界,這位頂尖學者卻有著“直言”的名聲。近日圍繞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這一主題,周其仁教授在北京接受了四川日報全媒體記者的獨家專訪。采訪中他說自己有個原則——“有些問題講了沒用,有些問題不講也能解決,所以討論問題就該集中到那些‘講了可能有作用’的領域裏來。”
  這是周其仁教授首次就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接受記者專訪。有意思的是,訪談是從周其仁反問記者開始。
目標再認識:爲何要建雙城經濟圈
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要探索的是沖破行政框架配置資源。
雙城經濟圈是市場圈,不是行政圈,讓市場發揮更具決定性的作用,政府就集中資源做市場做不了的事
  周其仁:成渝經濟區、成渝城市群、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提了這麽多概念,你想過是要解決什麽問題嗎?
  記者:解決區域一體化發展問題?
  周其仁:四川和重慶本來是一個省,那豈不是早就一體化了嗎?當年爲什麽要把成渝從行政建制上分開?我們需要想清楚這個問題,因爲今天的題目,和過去的題目相關。
  重慶成爲直轄市之後發展很快,說明當初讓重慶從四川省劃出來,是正確之舉。反過來想,如果一直隸屬于四川省,重慶爲什麽就不會發展得這麽快?川渝經濟總量也應該不如現在這麽大?
  我覺得,這和在行政框架內配置資源有很大關系。傳統計劃經濟,主要特點就是靠行政權力配置資源,行政級別越高,配置、調度資源的能力就越強。你看國內幾乎所有航路、鐵路、高速公路都直通北京,省內幾乎所有路都直通省會城市,這就是在行政框架內用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
  在這種框架內,省會當然就是全省經濟增長的第一極核。不過行政級別低的城市就容易被忽略,雖然其中有的城市發展經濟的潛力極大。譬如重慶,雄踞長江上遊,曆史上也是中國西部經濟的一個中心。特別是大規模工業化時期對運輸成本敏感,所謂水運是一分錢一分錢算,鐵路是一毛錢一毛錢算,公路是一塊錢一塊錢算,那對蜀道難難于上青天的巴渝地區來說,哪裏是小事情?但論行政級別,重慶低于成都,在一個省的行政框架裏就難以有效動員資源。幹脆讓重慶分出來,成爲直轄市,重慶就迅速雄起,巴渝經濟總量也沖破一個省級行政框架的束縛,有了令全國矚目的增長。
  從後來經濟發展看,當初重慶建直轄市的決定是對的。但我們也必須明白,這裏釋放潛能的機制,還是遵循行政動員和用行政權力配置資源的邏輯,無非過去是一個省,後來則是一個省加一個直轄市。
  記者:這說的是當初爲什麽要“分開”,現在爲什麽又要搞成渝地區經濟圈建設?
  周其仁:因爲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深入,特別是隨著中國經濟對外開放的程度提升,在任何一個行政框架內都無法有效完成經濟資源的配置。
  或許可以這樣看:越往傳統經濟走,資源配置範圍相對就越狹小。傳統農業基本就在“村”這個範圍內,用本村的地、本村的牛、本村的種子,靠本村的勞力種地,而産出農産品,大部分在本村消費掉。所以傳統農業經濟,家庭就是基本經濟細胞,很少一些超越家庭的事務,在村鄉鎮行政架構裏基本都可以解決。地方官保一方平安、守土有責就好了。
  但現在很不一樣。現在的局面,不是擴大行政範圍就可以實現一體化的,現在的挑戰,是經濟循環的來來往往,早就越出任何行政框架的狹小範圍,要在更廣闊的空間、更複雜多樣的層次、以更靈活的協調機制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你看現在四川有多少人去重慶工作、投資、旅遊,反過來也是一樣。現在一家公司配置資源的範圍,遠遠超出了行政區邊界。區域間産業分工的複雜程度也變得非常高,地方政府不僅要保一方平安,還得保互聯互通、促來來往往,爲經濟資源更大範圍的有效配置提供服務。
  我们理解,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要探索的是沖破行政框架配置資源。别把这贴“药”用错了地方,以为又要扩大行政权力的范围和强度。一定要看到行政权力配置资源越来越满足不了当下和今后经济增长的要求,负面效果会越积越重。双城经济圈是市场圈,不是行政圈,城市政府服务市场扩展,让市场发挥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就集中资源做市场做不了的事。

工作再認識:政府須問計于市場
不應該只坐在政府機關裏做規劃。問計于民,其實就是問計于市場。
過去講敢闖敢試、先行先試,這就是企業家精神,地方政府官員也一樣要有企業家精神
  記者:集中做市場做不了的事,能否具體說說是哪些事?
  周其仁:先從了解現實入手。首先還是要回到對基本問題的調查上來——兩地聯系實際情況怎麽樣?成渝之間到底發生了哪些聯系?頻率高不高?遇到哪些障礙?哪些問題有緊迫性?
  記者:您說緊迫性,指的是什麽?
  周其仁:緊迫性是指再不解決就會對經濟影響極大的事項。前幾天我就在重慶,市發改委董主任說成渝間往來的貨運車輛堵得非常厲害,地圖上看重慶西北側那一道道山梁,被稱作“大地的琴弦”,要貨暢其流,得打通多少大山啊。這是梗阻,同時也是巨大的潛在需求,說明成都平原與重慶、長江以及面向東南亞、面向印度洋市場,有著巨大的來來往往的要求。
  記者:政府要做的,是在經濟活動中尋找並解決“堵點”?
  周其仁:對,要關注市場信號,堵得一塌糊塗的地方,是不是需要投資上項目啊?現在看全國,不少“堵”的地方,倒沒有多少資源往裏投,同時一些“沒人氣”之地,卻猛上基建。在行政框架內配置資源,特別是決定投資,與經濟、市場的需要滿擰,這個問題要解決。
  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要向這個方向推進,不應該只坐在政府機關裏做規劃。問計于民,其實就是問計于市場——多做調查研究,多向市場裏的各類主體請教、多向各類投資人請教,問問有什麽實際的障礙,能不能把這些障礙去掉。
  記者:這很有意思。政府真要正確“有爲”,還得盯著市場實際運轉情況。
  周其仁:就是用實踐效果來檢驗。也不要覺得經濟學家有本事教政府,不要認爲我們社會裏一些人可以輕而易舉當其他人的老師。大家都在實踐中摸索,看用什麽辦法能把卡住經濟的問題解決掉,成功了就總結經驗,供其他地方參考。這應該是發展的好辦法。
  像成渝開通的中歐班列,到底有多大作用?當時有人非要吵個明白。事情還沒做清楚,非要先說得頭頭是道,那就太難料。其實只要問題在那裏是真實的,就可以找些辦法去試試,不斷拿效果來檢驗。過去講敢闖敢試、先行先試——這就是企業家精神,地方政府官員也一樣要有企業家精神。

極核再認識:提高成渝城市“濃度”
不要動不動就指責中心城市“虹吸”了周邊資源,城市也不能越攤越大、越攤越薄,沒有輻射能力和溢出功能。
正確的城市方略,就是像上海和深圳那樣,加密在前、輻射在後
  記者: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川渝都提出要強化極核帶動。但也有人擔心,這會進一步增強極核的虹吸效應、極化效應。
  周其仁:我老說一個詞,要非常注意城市資源集聚的“濃度”。你看深圳才多大,但它無論資本、信息、技術……都聚得非常密集。密度足夠,才可能外溢,才可能輻射。阿裏巴巴去紐約完成IPO,爲什麽去紐約?因爲紐約集聚了全球資本,並爲全球企業提供融資服務。
  但城市要産生外溢效果,具備更強的輻射功能,它本身一定要足夠“濃”才行。
  現在不少地方,一談城市建設就是“攤大餅”,把地盤越攤越大,但同時也越攤越薄,好比一口氣放幾十個杯子在一張超大桌子上,每個杯子裏的水都一點點,每個杯子都琢磨如何把別人杯子裏的水倒過來。這樣的“城市”,怎麽可能外溢,怎麽能有輻射力?怎麽能指望成爲國民經濟的發動機?
  這是現在很普遍的問題,自己都裝不滿,給別人的東西當然少得可憐,誰能從那裏融到資?它自己還不夠。你們講的極啊、核啊,不能離開密度只說大。
  記者:對于成渝這樣的極核城市來說,如何提高城市“濃度”?這個過程中,會不會進一步導致極核從周邊“撈資源”?
  周其仁:首先我们不能指望大城市、小城镇、郊区或农村,资源集聚达到的密度是完全“均衡”的。不要动不动就指责中心城市“虹吸”了周边资源,然后要求中心城市把资源平均分配到小城镇和农村。其次,城市不能越摊越大、越摊越薄,没有辐射能力和溢出功能。正確的城市方略,就是像上海和深圳那樣,加密在前、輻射在後,真正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浙江、上海近年提出“畝産論英雄”,就是城市之間不能只比總量,不比單産,也就是單位國土面積經濟産出的密度。畝産高的英雄爲什麽難能可貴?就是因爲這樣的英雄才有強大的輻射能力。

趨勢再認識:在更大市場中去尋找機會
全球化是不是從此就全盤逆轉,還沒有根據可以下結論。要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來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貫徹這個更開放戰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大有可爲
  記者: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一個重要的環境變量是全球化發展趨勢。在您看來,全球化會走入低谷嗎?
  周其仁:如果每天看新聞標題,自然覺得形勢非常嚴峻。美國總統發一段推特,全球可以被攪得人仰馬翻。
  不過我們不能只看到美國政客的折騰,而不注意全球(包括美國)企業、市場和消費者的反折騰。我不是說美國總統權力不足爲道,但是總統的權力再大,他行使權力的作用也一定會引發反作用。加關稅不損害美國進口商和消費者利益嗎?限制美國公司賣芯片給華爲,難道首先損害的不是美國廠商的利益嗎?當然損害。那美國消費者、進口商、出口廠商就會永遠無動于衷?他那裏就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還有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市場、買家,就會通通聽之任之,不想辦法?我覺得恐怕不能那樣看。
  全球化肯定遭遇了嚴重波折,但是不是從此就全盤逆轉,從此就一代人或幾代人陷入思維“逆全球化”,是不是從此各國就關起門各過各的日子,我以爲還沒有根據可以下結論,還要更全面多看一看才知道。
  另外,即使美国有人要逆全球化,我们的对策是不是以逆对逆,大有选择余地。譬如可不可以做个思维练习,贸易对手加关税,我们反以减关税应对,最后到底对谁更有利?中国在贸易战后宣布过的,要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貫徹這個更開放戰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還大有可爲。
  記者:一些企業現在討論的,可能還不是“走出去”,而是怎麽“過冬”。
  周其仁:越是冬天,越是在更大範圍布局的好時機,這是佛山企業家得出的結論。今年疫情最嚴峻的時候,當地一家企業內部討論原定到廣西的投新項目還要不要繼續?老董事長最後一錘定音:不要吵了,病毒總會過去,我們項目本來還要幾年時間來投!如果疫情真成爲過不去的坎,那你什麽也不做也沒用。但如果疫情控制住了,市場需求回轉,那就是産能爲王,現在放棄,永遠沒有將來!這看來是一個世界觀問題,永遠有人逆向而動,不從衆,甘冒風險,絕不平庸。
  記者:融入全球化、融入“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成渝如何尋找自己的優勢?
  周其仁:在競爭中比較吧。在比較中找尋、強化自己的競爭優勢。國家、地方、企業、個人,其實都是一個道理。成渝不一定非要去“複制”上海或深圳,而是從自己的獨到性出發,哪些輻射能力是上海或深圳沒有的,然後強化,並在城市服務市場裏找到自己的立足點,找到自己的交換價值,這就有戲了。獨到性可不光是技術層面,體制、文化都可以有獨到性。成渝地區真有一些別的地方沒有的東西,像三峽、三國曆史文化、城鄉統籌、地票交易等等,那可都是別人沒有的啊。其實市場競爭,獨到性永遠是制高點。城市之間的比賽或競爭,道理應該是一樣的。

圈外話
關于調研方法——
事先想好題目,出去找材料?不對!
  周其仁紮根一線搞調研的功夫,在學界、業界都是出了名的。這位以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聞名的學者,如今每年都要和佛山市工商聯組建專題調研小組,帶著企業家們國內國外跑調研。
  在“搞調研”這件事上,周教授究竟有何秘訣?問起這事,周其仁笑了,“我有什麽方法?就是跟著一家家企業去看。”
  話雖這麽說,但他並沒就此打住話頭。之所以和企業家一起搞調研,最初是受地方委托,想解決佛山制造業品質提升的問題。“讓企業家讀專著,讀完也不知道怎麽用。其實大家都有實戰經驗,也各自帶有一堆真問題,那就一起去一線看,看完了討論碰撞。”
  調研對象怎麽選?“哪兒做得最好,就去哪兒看。”周其仁介紹,這些年佛山企業家訪學小組去了深圳、長沙、北京、青島、江陰、蘇州、慈溪、甯波,同時到過德國、意大利、荷蘭、丹麥和瑞典等全球制造強國。好在企業家都在市場裏和行業裏,哪裏企業夠對標,他們都清楚,擠出時間邊看邊討論,有心得就在整個佛山企業界分享。
  每到一個點位,主要觀察什麽?“觀察大家議論的問題。”周其仁說每到一個地方,他會問企業家:你爲什麽這樣做,做了有啥效果……問完,再讓業內人來評價,“這些都是‘打過仗’的人,他們知道這些做法哪好哪不好。我就這麽在來來回回中學習。”他特別提到自己調研從不預設題目,“事先想好了題目,出去找材料,寫完文章就交卷,這是不行的,得到一線好好看,受到觸動再概括總結。”
  周其仁說,這背後的調研邏輯,是長期在杜潤生(資深農村問題專家、“中國農村改革之父”)門下形成的:如果一個問題是真問題,那社會中一定會有人很難受;只要難受,其中有些人就一定會有所行動。這些行動有的失敗,有的則是神來之筆,“我們的工作,就是看他們怎麽解決這些難受的問題。”
  方法並不複雜,但周其仁覺得很管用,“你要相信我們所有關注的問題,底下一定有人在做點什麽。”
  本次系列高端訪談活動由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省政府駐北京辦事處與四川日報社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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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7日 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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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偉民:招商引資政策一體化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