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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史學的方法論問題

馮傑

2020年07月22日 02:16

王濤
光明日报( 2020年07月20日 14版)

最近幾年,“數字”成了一個令人著迷的修飾語,“數字藝術”“數字人文”等概念不一而足。有學者認爲,學術界正在經曆一場“數字轉向”。

“數字轉向”對曆史學的影響,已從很多側面體現出來,如區域國別史研究的專題數據庫越來越多,在線曆史文獻的獲取越來越便捷等。在我國史學界,中國史領域關于“數字人文”的探討已經熱鬧非凡,世界史學界則稍顯平靜。與此同時,國際史學界無論在對數字技術的關注度,還是在紮實的研究成果方面,都有著不凡的表現。曆史學門類下的一些研究分支,也在紛紛冠名數字化的研究,如“數字公衆史學”“數字口述史”“數字環境史”等,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

美國史學界很早就接納了數字史學,其發展狀況也最具代表性。研究本國曆史的羅森茨威格于20世紀90年代起便致力于用數字技術協助曆史研究。2004年,羅森茨威格在第118屆美國曆史學會的年會上組織了一場題爲“邁入在線曆史的第二階段”的討論單元,提出數字史學應從之前對理論和工具的探討轉向更加專業的曆史專題研究。2005年,美國學者博登對美國史學界的數字化狀況進行了一番梳理,指出美國史學界在數據庫建設、協作研究等方面已經碩果累累。隨著數字工具越來越方便實用,數字史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2013年,由美國史學家凱利主編出版的《數字化時代的曆史教學》,爲曆史專業的年輕學子提供了指南,指導他們如何卓有成效地在曆史研究和寫作中運用數字技術。同年,美國學者多爾蒂等用“數字化”的方式,反思數字化時代曆史書寫這個具有先鋒意義的話題。他們先是召集若幹學者就這一話題寫作文章,然後將成果放到開放網絡平台供讀者評閱。最終結集出版的文章,取名爲《數字化時代的曆史書寫》,對數字技術如何改變曆史學家思考、教學、寫作和出版的方式等問題進行了回答。此外,從2013年開始,《美國曆史雜志》在傳統的“學術書評”之外,單獨開辟了“數字史學評論”專欄,對數字史學的研究成果進行學術評議,表明了美國史學界的主流態度。

上述提及的這些曆史學者,都是數字史學的弄潮兒,他們主動擁抱、推廣數字史學的理念與方法,推動整個史學界對數字技術的關注,促使傳統學者從方法論層面進行探討。

英國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了“藝術與人文研究方法”系列叢書,旨在爲人文學科的學生展現方法論的可能性與有限性。2012年,英國史學家顧恩等在這個系列叢書下出版了《曆史學研究方法》,專門有一個部分講解曆史學研究定量與定性的方法。從章節的分布來看,學者們在曆史研究中運用諸如地理信息系統(GIS)以及數據庫進行量化分析的方法,已經被廣泛接納。2016年,該書又推出了修訂版,特別增設了數字研究的章節,以一種更加嚴謹的態度對待數字工具的效能問題。

隨後,數字史學被納入史學方法論的體系就成爲愈加自然的事情了。我們所熟悉的英國曆史學家彼得·柏克一直對曆史研究的新方法特別關注。2018年,柏克主編的《辨析曆史學的新路徑》一書,用一種具有學術爭辯的方式把“數字史學”請進了“曆史學的宮殿”。該書的體例設置極具特色,不同作者對當下流行的史學研究新領域進行梳理,諸如全球史、性別史、數字史學等被納入考察範疇;與此同時,編者爲每一個研究領域安排了一位評議作者對其內容提出異議,然後再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數字史學的方法也遭到一些質疑,章節作者英國曆史學家溫特斯的解答讓我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在史學研究中引入數字方法的限度與效度。

英國布魯姆斯伯裏出版社多年前曾推出“書寫曆史系列叢書”,其中《書寫曆史:理論與實踐》截至2020年已經出了3個修訂版。在第3個修訂版的計劃中,本來設置了“數字史學”的章節,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版本並沒有刊發出來。不過,我們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包括德國曆史學家貝爾格等在內的編者對數字史學的關注。

進入21世紀以來,曆史學門類下的多個研究方向都有進行數字化的嘗試。公衆史學與數字化似乎有天然的親緣關系,意大利公衆史學家努瓦雷很早就提出了“數字公衆史學”的概念,並在很多場合鼓勵大家通過數字化方式,讓公衆史學項目得到更多元的展現,其參與主編的《數字公衆史學手冊》也將于2021年出版。

“數字”的概念雖然很吸引人,人們對它的理解卻不盡相同。口述史研究也是相對較早開始思考數字轉向的史學研究領域。美國口述史專家唐納德·裏奇的經典著作《大家來做口述曆史》曾多次改版,他不斷根據數字技術的發展狀況,調整口述曆史實踐過程中運用數字技術的態度和方式。在口述曆史實踐者的眼中,數字技術使得口述史在采集、轉錄、存儲、傳播等方面帶來了極大的效率改善。不過,如果始終用一種數字檔案的邏輯來看待數字轉向,其實是對數字化的一種片面認知。同樣的認識偏差還存在于2016年出版的一本關于曆史學方法與理論的書籍之中:《曆史學的宮殿》。該書是面向曆史學專業學生的拓展讀物,僅僅用“量化曆史”來體現方法論的更新,顯然是對數字轉向過于簡化的一種理解。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數字轉向”拓寬了史學研究的思路。美國曆史學家古爾迪在《曆史學宣言》裏呼籲“長時段”的回歸,得到了許多曆史學家的共鳴。不過,由于缺乏具體研究項目的支撐,古爾迪的呼籲更像是空洞的口號。反而是英國曆史學家弗朗索瓦與同事們一同構建的“Seshat全球曆史數據庫”,不僅兌現了進行長時段曆史研究的承諾,而且改善了曆史研究成果呈現方式單一的問題。

當然,除了長時段的回歸,借助數字技術,曆史研究也能在微觀問題上得到延展。比如,借助GIS的技術和方法,曆史學者可以更加精細地討論時間與空間因素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這也是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提出“深度制圖”概念的重要價值。這個理念在城市史研究中得到充分利用,有學者通過GIS技術挖掘中世紀晚期文獻中有關空間信息的描述,進行空間數據的轉錄、配准,對英國城市空間的演變狀況獲得了更多細節的把握。除此之外,利用文本挖掘技術從海量文獻中提取有價值的信息,快速掌握大規模文本的概貌,或者用社會網絡分析抓取曆史人物之間的隱秘關聯,都能夠爲史學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總體而言,“數字史學”從概念提出到正式進入史學方法論,成爲史學培養體系中的一環,大概有30年的時間。這個漫長的過渡階段,似乎是很多新的史學研究領域都需要經曆的沈澱期。但從國際史學界的整體面貌來看,數字史學正在獲得越來越好的發展態勢。對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來說,雖然學者們對數字史學的關注還有待深化,但基于數字技術的研究條件得到改善,研究議題不斷拓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些都充分顯示了數字轉向的積極促進作用。我們已經很難想象,如果沒有諸如JSTOR、Gale等數據庫,世界史研究在中國的學術語境下如何展開。所以,我們應更主動地迎接史學的數字轉向,助力中國的世界史研究不斷推出更多具有原創性的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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