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 理論研究

國學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沈華

2020年07月27日 09:24

鄧錫斌
《國際公關》2020年第8期

近些年來,國學熱的局面越來越明顯,這一方面是因爲國家大力的提倡國學,另一方面是因爲國學本身就具有深深的魅力。對于企業來說僅僅依靠國外的管理經驗是遠遠不夠的,中國的企業還是要紮根中國適合中國的風土人情,這樣國學對于企業發展來說就能夠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

一、將國學運用到現代企業管理的原因

中華文明曆經了五千年而不衰,這是世界上少有的奇迹。在這漫漫的曆史長河之中,我們的文化沈澱出了驚人的智慧,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百家爭鳴的景象,無數學派展開了思想上的碰撞,並且一直流傳到了今天。近代以來,我們經曆了許多的苦難,對我們的文化産生了懷疑。也正爲如此,現代企業管理一般運用的都是西方的管理經驗,多年下來有的企業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而與此同時黨的十八大提出了要重視我們傳統文化的倡議,希望我們重拾文化自信。國學與企業管理並非完全不相關,其中很多理論都能夠對企業管理起到指導作用,讓企業能夠結合民族特色,得到更好的發展。

二、國學的具體運用

(一)儒家的中庸、仁義、修身思想的運用

儒家是中國封建社會時期思想的主流,它是由春秋時期的孔子所創立的。當時的社會禮崩樂壞,周王室的權利一天

不如一天,各地諸侯都自立爲王。孔子在這個背景下提出了以仁義爲主的儒家思想。在《論語》中關于仁義的論述有很多,但始終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曾子把孔子的仁義思想用忠恕之道來概括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所謂的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即爲恕,這兩點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仍舊具有深刻的知道意義。

古代儒家的忠,是要求對君主忠心不二,對于現代企業來說忠就是要對于顧客忠,對國家和社會忠。現代企業想要有長遠的發展就一定要保證自己的産品質量和服務質量,那麽企業在經營活動中就要做到誠信經營。儒家的忠到在企業管理中就可以被大戰爲忠誠于爲大衆提供物美價廉的産品。孔子又曾說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現代企業管理中,這句活仍舊適用。企業管理用時刻心系企業員工的利益,所有的領導階層要把員工的訴求擺在前列,只有充分的理解員工的訴求,才能讓員工對企業産生依賴感和信任感[1],這樣隨著員工對企業歸屬感的增強,員工會越來越在意企業的發展願意以自身的行動推動企業的進步,而不僅僅只是迫于生活的需要才來公司上班。儒家的忠恕之道一方面能夠督促企業保證自己産品的質量,另一方面又能夠推動企業的內部和諧,這兩方面加在一起企業的質量就會有一個大的飛躍。儒家的發展是貫穿了整個封建社會時期的,到了宋明理學時期子思的中庸之道被推上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對于中庸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大體上來說大家都比較認同庸是用的意思,中是不偏不倚的意思,也就是所中庸這個範疇強調了適度的概念[2]。企業在管理的時候也一定要秉持著這個概念,要明白過猶不及的道理。在制度的制定上要保持一定的彈性,既要維護公司的合法利益,還要給公司留有退後的余地。這一點同樣適用于企業競爭上,在企業競爭時也不要一味地關注眼前的利益而與其他企業進行爭執,要在競爭中留下合作的余地,保證公司的長遠利益。

儒家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重視修身的作用,在儒家看來修身實際上是一個由小而大的過程,《大學》提出了修齊治平的目標,也就是說儒家認爲個人的修身不僅僅是爲了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質,更是要將修身的氛圍推廣到整個社會,形成完成的修身體系,最終做到以自身感化萬民的程度,對于企業的發展來說也是這樣的。作爲企業的管理層一定要首先能夠管理好自己才能夠用管理好企業,管理層在企業中的位置就如同“君”,做爲管理層要以嚴格的道德標准要求自己的行爲,當然修身的思想放在企業內部,並不僅僅之提升道德修養,還要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這樣才能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大大提高,才能夠讓企業的員工産生信任感和尊重感,也就是說只有領導層自身的品質過硬才能讓手下的員工效仿,推動整個公司人員素質能力的提升,從而才能形成良好的企業氛圍。而對于整個企業的發展來說也是一樣的道理,一家企業嚴格要求自己,會帶動相關企業也開始嚴格要求自身,從而形成良好的行業氛圍,推動整個相關行業的發展,形成儒家所說的“平天下”的良好態勢。

儒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主要能夠提升企業的內部和諧度,儒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認爲每個人都是處于社會中的人,是要與他人發生聯系的。企業就是社會的一個縮影,企業中的所有人都不是單獨存在的他們都需要與他人合作來共同推動企業的發展;企業與企業之間也是一樣,每個企業都不是單獨存在的,整個行業的發展需要相關企業一起來推動。

(二)道家的無爲無不爲與上善若水思想的運用

很多人都認爲道家的思想強調無爲,是一種消極的態度,事實上道家所強調的是一種無爲而無不爲的態度。所謂的無爲而無不爲指的是對于事情的發展不要過多的進行幹預,要在遵循事情本來的發展規律之上進行觀察和適當的引導。在企業管理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一些小問題處理不當而導致矛盾升級的狀況,這個時候就要采取道家的無爲而治思想,對于一些員工內部非原則性的矛盾公司不要過分的幹預要讓員工自己私下解決,這樣有利于提升員工的內部和諧與員工解決問題的能力。作爲領導層無爲而治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工作量,給予員工一些工作自由的權利,更有利于員工提升自己的專業素質和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

老子的思想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尚柔,《道德經》中說到“上善若水”,因爲水最柔弱但是涵養一切其他生物。在公司管理中也可以運用這個思想。公司管理實際上並不需要太過強硬,我們常說強極則辱,過剛易折,企業管理可以采取懷柔政策[3],對員工的進行情感的引導與文化的熏陶,比簡單的運用規則強制的要求員工的行爲更容易被接受。運用道家思想對于企業管理來說主要就在于能夠讓企業形成一個相對自由的環境,所有的企業員工都是企業的一份子,他們不僅僅是工作人員需要聽從上級的安排,他們還是獨立的個體,有著自我的獨特性,道家的無爲而治能夠給員工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減少員工的壓迫感,從而讓員工在工作的時候能夠更加的舒適。

(三)法家的重視獎懲的運用

法家的思想非常的重視禮法,在法家看來禮法是約束人們行爲的最佳規範。企業的運行雖然需要給員工創造一個輕

松自由的環境,但是這種輕松自由還是需要建立在規範制度之上的。一個企業要有詳細的規章制度來確保企業能夠正常的運行。企業的規章制度需要涵蓋對員工的日常行爲的規範,尤其在涉及到原則性的問題上要守住底線[4]。當然,法家並不僅僅強調對不守法制人的懲罰,也認爲要建立相應的獎勵制度,用來推進人們的積極性。在企業管理過程中也要注意獎懲並用的方法,在嚴格的規章制度在背後要建立起相應的獎勵制度,這樣不僅僅是強制的規範了員工的行爲,還能夠對于行爲優秀的員工進行表彰,強化優秀行爲,最終形成人人主動遵守規範,主動創造價值的局面。

法家思想被司馬談評價爲嚴而少恩的同時又能夠正君臣上下之分。對于企業來說運用法家的思想能夠讓員工對公司

産生一種力量上的認同感,作爲員工需要維護企業的合法利益,聽從企業及上級領導的合理安排,這樣才能夠保證公司上下有一個合理的秩序,才能夠維持公司日常的運行,否則所有人都可以對公司的決策置之不理,公司就沒有辦法執行任務。

三、儒法道三家思想在企業管理上的融合

儒法道三家的思想各有各的特點,也各有各的缺點。儒家過于求中,難以盡其事;法家過于嚴苛,難以維護人心;道家過于自由,難以形成規矩。所以這三家在封建社會時期往往都是相伴出現的,以儒家爲明面上的統治思想,輔之以道家的休養生息和法家的恩施並重,這樣我們的封建社會才能持續兩千多年。對于企業管理來說更是如此,要將三者結合起來推動企業的發展。儒家講求中庸之道,凡事都要留一線,容易造成做事不盡其力而以中庸爲借口;道家講究無爲,容易造成在企業管理中出現相互推卸責任局面的出現;法家中刑罰,容易造成公司與員工之間的對立,不易形成良好的內部環境。但是如果將三者結合起來,一方面制定嚴格的規章制度來規範行爲,一方面對于非原則性問題不多加幹涉,另一方面在對員工和競爭對手的態度上多一些仁慈,這樣更有利于在維護企業運行的基礎上,推動企業內部關系的和諧,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四、國學運用到現代企業管理的意義

國學傳承了了千余年的時間,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理由的,運用國學來對現代的企業進行管理,一方面更加的符合中國的風土人情,可以提高大家的舒適度,提高企業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適應了和生存能力,從而進一步形成企業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增強企業的辨識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國學的活力,我們在近代經曆了很多的苦難,于是開始探索如何才能走向強大,有人認爲是我們的文化過于腐朽落後才造成了我們的失敗,于是傳統文化遭到了唾棄。但近些年中國及中國企業的發展向我們證明了我們的傳統國學仍舊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他能夠適應我們的現代生活並推動現代文化向著更好方向發展。

五、結語

我們的國學對于企業管理來說是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的,它適合于我們的風土人情能推動企業的發展,上文中儒法道

的思想對于企業管理都有著積極的作用。當然我們的文化曆經千年而不衰,留下來的不僅僅是儒法道三家,兵家的權謀思想可以在企業競爭是給企業提供思路;陰陽家的守衡思想可以讓企業注重發展的平衡性;墨家的兼愛非攻可以讓企業形成和諧的相處氛圍等等。總之,合理地利用國學思想能夠讓企業的發展更加順風水水,同時還能夠發揚中華文化,提升我們的文化自信。

參考文獻:

[1]林如婷.试论國學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的運用[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5,000(024).

[2]孙淑艳 . 国学思想精髓及其对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启示[J].中外企业家,2016,000(006).

[3]楊李.《道德經》中的管理智慧探析[D].西南大學.

[4]王運啓.國學中的"管理給養"[J].企業家信息,2015.

作者简介:鄧錫斌(1979-),男,广东四会人,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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