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研究 理論研究

經濟學的現狀,世界的現狀

沈華

2021年01月26日 09:57

考希克·巴蘇
《比較》2020年第4期

1.1776年和1860年

  無論是對經濟學這門學科還是對整個世界而言,現在都處在一個不同尋常的時期。2008年始于美國的金融危機讓人們感到震驚和畏懼,它造成的一系列經濟斷層線也日益顯現。我們目睹了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到幾個新興經濟體增速的大幅放緩,這些現象都發人深思。

  在過去的近兩個半世紀裏,從1776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到當代經驗研究和大數據的蓬勃發展,標志著一門學科的驚人崛起。經濟學已經從一個涉獵廣泛、注重描述和充滿思辨的學科,發展到擁有統一的方法論基礎、數學模型以及持續增加的數據庫。它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市場、交換、貨幣、金融和經濟發展動力的理解。

  這是怎麽發生的?經濟學將何去何從?它能勝任我們這個時代的各種挑戰嗎?全球貧困將會被根除,還是會在環境惡化的壓力下加劇?在爲期兩天的會議上,我們試圖解答這些問題。這次會議聚集了一批最傑出的學者,他們在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從1776年之前到現在,經濟學領域已經取得了諸多成就。不過在我看來,這門學科的轉型時期是始于19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一百來年。如果您對生日情有獨鍾,我提議用一個日期來紀念現代經濟學的誕生,那就是1860年2月19日。

  1860年6月1日,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给他的兄弟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信中说,他在过去几个月里有了惊人的发现,解释了不同商品的“价值”,并洞悉了“真正的经济理论”。他告诉他的兄弟,他的理论是如此彻底和一致,以至于“我现在读到关于这个主题的其他著作时,都会气得不行”(Collison Black,1973年,第2卷,第410页)。

  他的這個想法究竟是何時靈光一現的?從傑文斯在1860年2月19日所寫的日記中,經濟思想史專家們得以一窺究竟①:“我整天待在家裏研究經濟問題,我想到了對價值的真正理解。”實現科學突破的日期通常難以確定,但是,既然我們可以擁有母親節、情人節和秘書節,我認爲沒有理由不能擁有現代經濟學節,而2月19日將是我的選擇。

  当然,杰文斯的突破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在杰文斯之前的一二十年,戈森(Gossen)就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古诺(Cournot)在1838年就已经开始为此铺砖添瓦。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早在1738年就描述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及其重要性,以解决1713年尼古拉斯·伯努利(Nicolas Bernoulli)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他们属于一个家族,尼古拉斯是丹尼尔的兄弟。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斯坦利·傑文斯(1871)清晰闡述了一般均衡和價值的主要思想,但他並未徹底完成這一工作。這個理論的主體結構是由裏昂·瓦爾拉斯(1877)完成的。直到75年之後,由于肯尼斯·阿羅的開創性貢獻,證明了均衡的存在並闡明了它的福利屬性,完整的一般均衡理論框架才最終得以構建。

  在約翰·希克斯、保羅·薩缪爾森、肯尼斯·阿羅、傑拉德·德布魯、萊昂納爾·麥肯齊等學者②開始研究時,現代博弈論已經誕生了。在此後的幾十年裏,日趨完善的一般均衡理論、博弈論以及再稍晚一些的社會選擇理論、信息不對稱和逆向選擇、內生價格剛性、經濟增長和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相互融合,以及對貨幣政策基本原理的初步認識,將會改變經濟學的面貌。

  在概念和數字的抽象空間或在數據和統計的世界中探索(如果幸運的話,是發現)新思想、發掘新模式,這是生活中少有的令人愉悅的活動。前沿研究者應該像藝術家和作曲家一樣,有足夠的空間做他想做的事情。研究的最大收獲通常是自由探索的副産品。但在世界銀行,我們的關注點更多立足于現實,並由政策需求驅動。因此,我們想從這次會議上得到的是,怎樣才能汲取經濟學的精華來促進發展以及可持續的包容性增長,從而爲世界變得更加美好做出貢獻。世界銀行的研究工作和數據分析已經對世界各國的財政部長和政策制定者産生了巨大影響。這確實是一種特殊的責任。

  寫作本文時,我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已近四年。這次會議爲我提供了一個機會,使我可以和參會的傑出人士以及廣大讀者分享一些我的關切和困惑,希望這次會議以及會議記錄,能夠增強世界銀行促進經濟發展的使命。

  由于世界銀行與發展經濟學的關系更爲密切,值得指出的是,發展經濟學和經濟理論一樣,都曾經曆過一段頓悟的時刻。阿瑟·劉易斯一直受兩個問題的困擾。首先,是一個古老的問題:爲什麽鋼鐵等工業品要比農産品貴得多?其次,爲什麽有些國家一直貧窮,而另一些國家卻如此富有?

  劉易斯(1980)在一篇自傳體文章中,描述了他在1952年的“頓悟時刻”:“走在曼谷的道路上,我突然意識到這兩個問題有相同的解決方法。抛棄新古典主義關于勞動力數量不變的假設,無限量的勞動力供應將壓低工資,前者生産廉價咖啡,後者獲得高額利潤。這樣就形成了二元的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這就是他于1954年在曼徹斯特學院發表的關于二元經濟的經典論文的起源,對他在1979年③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且引領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2.直覺與因果關系

  現在,我來更具體地談一談發展政策的問題。在我看來,若想把研究轉化爲好的政策,我們需要三個要素:數據(和證據)、理論(和演繹推理)以及直覺(和直覺判斷力)。

  近几十年来,经济学在经验分析领域成就斐然。对于数据的兴起以及我们使用不同方法(从智能化柱状图到简单的回归分析和结构模型,再到随机对照试验)分析数据的能力,我们有理由额手称庆。最近在经验领域获得的成功,为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有用的科学带来了希望(参见Banerjee and Duflo,2011;Duflo and Kremer,2005)。

  然而,一些經濟學家傾向于認爲所有理論都是深奧難懂的④,這可能帶來學科發展效率低下的風險。假設我們堅持畢達哥拉斯只能利用經驗,他會發現畢達哥拉斯定理嗎?答案是他可能會。如果他收集了大量直角三角形並測量了其邊上的正方形,那麽他可能會形成兩個較小正方形加起來就等于斜邊正方形的猜想,但這種方法將是極其低效的,而且還會面臨很多的爭論和異議。有些人會指責他使用了來自地中海地區有偏差的直角三角形樣本。他們會質問:“它在北極和南半球也能發揮作用嗎?”

  我們必須承認,純粹使用推理的方法,可以更有效、更令人信服地發現許多真理。然而,在我們考慮證據的使用方式上,存在很多草率的現象。例如,固執的專業人士經常會告訴你,“如果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某項政策X是否有效,我們就不能實施X”(最近有人告訴我,這正是對我提出的一個建議的回應)。

  讓我用引號把這個規則稱爲“公理”。要知道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公理”。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做X是否有效,我們也就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不做X是否有效。但是,既然我們必須做X或不做X,那麽原來的“公理”肯定存在缺陷。

  为了制定良好的政策,我们需要事实和证据,但也需要演绎和推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用数学来证明。虽然数学可能被过度使用(这在经济学中已经发生),但如果没有它,就不会出现古诺(1838)和瓦尔拉斯(1877)以及现代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因为数学是一种学科工具,尽管它要求很高,而且显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克鲁格曼(Krugman,2016,第23页)无法判断默文·金(Mervyn King,2016)的某个论点是否正确,他观察到,“仅凭言语就能制造出一种逻辑连贯性的幻觉,而当你尝试进行数学运算时,这种幻觉就会烟消云散”。

  從一般均衡理論中可以看出,即使模型是抽象的,並且使用了可能不真實的假設,它也可以正確地發揮模型的威力。以德布魯的經典著作《價值理論》爲例。這是一本絕妙的著作,簡潔如詩。在某些方面,它可以與歐幾裏得的著作相媲美,因爲它以系統的方式,彙集了一系列令人驚奇的思想。歐幾裏得也許不像畢達哥拉斯或阿基米德那麽富有創見,但在給一個內容分散的學科帶來知識秩序方面,幾乎無人能與他匹敵,而且他在知識的發展中也發揮了巨大作用。德布魯這本薄薄的小書也是如此。

  由瓦爾拉斯、阿羅和德布魯開創的一般均衡模型提供的框架,激發阿克洛夫和斯蒂格利茨産生了微觀經濟理論中極具獨創性的某些思想,建立了不完全信息條件下的市場功能模型。⑤這極大地增進了我們對微觀市場的理解,爲什麽市場會失靈,爲什麽價格往往具有內生的剛性並導致信貸市場的過度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過度供給。這項研究也有望改善宏觀經濟分析,因爲我們知道,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分析和阿瑟·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都廣泛使用了價格剛性,但凱恩斯和劉易斯都沒有解釋這些剛性。多虧了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一些人的工作,我們現在對顯性失業以及信貸市場的利率管制與供求失衡有了更多的了解。

  除了这些实证理论,我们还看到了规范经济学的兴起。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介于分析哲学、数学逻辑和社会科学之间。萨缪尔森、柏格森(Bergson,1938)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真正令人惊讶的突破是阿罗(1951)那本薄薄的书——《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一项庞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这里的主要人物是阿马蒂亚·森,他的作品跨越了哲学和经济学,证明了可以用最优的理论和数学逻辑来解决关于伦理和规范原则的古老问题(Sen,1970;另请参见Suzumura,1983)。这项工作利用主流的严谨方法分析了权利等概念,尽管这些概念被广泛讨论,但很少经过仔细推敲(Sen,1996)。这方面的工作对世界银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世界银行实现使命和目标奠定了基础(World Bank,2015b),对于相关的国别研究而言也是如此(Subramanian and Jayaraj,2016)。

  值得一提的是,數據和統計屬于與描述有關的更大的研究領域。然而,不幸的是,從事描述性的社會科學研究常常受到貶抑。但正如阿馬蒂亞·森(1980)在一篇頗有分量的文章中指出的,好的描述並不容易,而科學的進步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描述。無論是文字還是數據的描述都需要選擇。描述並不是複述我們看到的一切周邊事物,我們必須選擇那些至關重要的東西,並使之爲他人知曉。我們描述的方式和內容塑造了我們對世界的理解。因此,“描述者”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需要注意的是,描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人类学家的描述往往不是用数字和数据的形式,而是对他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所经历事情的描述,这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至关重要。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68)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73)提出的“深度描述”概念被无数人类学家采用,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传统社会和偏远社会的理解,这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对一些行为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有时是基于错误的出发点,例如为了使殖民统治成为可能。但它也确实有助于扩大现代医学和教育的覆盖面,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发展。

 在過去,得益于人類學家的熱情與工作,我們對遙遠地區人們的生活動機和目標有所了解,這些都是很難僅僅依靠數據和統計來學習和理解的。與研究主體生活在一起,獲得直觀的認識往往是必要的。這方面的知識既有益處,也有弊端:它能夠幫助生活在遙遠地方和傳統社會的窮人,也可以成爲剝削人民、推行帝國主義和殖民控制的工具。但無論如何,這些知識都是有用的。

  這方面知識的不足可能會形成一個很大的障礙。以恐怖主義爲例。由于深入恐怖組織存在著種種危險,我們缺乏類似人類學家對偏遠社會所做的那種研究,導致我們對相關領域知之甚少。

  最后提醒一句。从古希腊哲学家皮洛到大卫·休谟再到伯特兰·罗素,这些怀疑论者都是正确的。事实和推理都不能让你找到可执行的最优政策,因为无论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都永远无法得到证明。最终还是旁观者清。对我来说,最发人深省的一次观察来自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师埃里克·瓦利(Eric Valli)看到部落居民爬到高高的树上采集蜂蜜,就问他们是否从来没有从树上掉下来过。他得到的回答是:“是的,当你的生命结束时,你才会倒下。”⑥

  鉴于因果关系难以发现,对于好的政策而言,仅仅掌握事实是不够的,不足以将它们与理论结合起来。我坚信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要素:直觉判断力以及我在别处称为“理性直觉”(reasoned intuition)的东西(Basu,2014)。

  研究者拒絕承認這一點,但事實上我們無法逃避直覺的使用,而且我們在生活中獲得的所謂“知識”大部分是偶然發生的,主要是通過直覺判斷力。堅持認爲所有知識都必須植根于科學方法(例如受控制的實驗)是錯誤的。如果有人駐足思考,一個孩子通過非科學的方法能學到多少東西,那數量可是相當驚人的。

  至于为什么这种通过直觉和直觉判断力获得的知识可能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直觉是进化而来的。它们通过自然选择幸存下来,因此它们的力量绝不会被轻易抛弃。进化塑造了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东西,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尽管在很早以前,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就为进化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Weibull,1995),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却仍然不够深入。在这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关于道德和其他行为及其起源的理论尝试(另见Alger and Weibull,2013)。但有争议的是,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此。普通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可能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检验,但对此不能立即予以摒弃。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偶然的经验主义会导致迷信,我们必须加以防范。我曾(2014)在其他地方论证过,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觉”,也就是说,通过推理来验证直觉的使用。这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方法了。

  數據、理論和直覺是人類知識與進步的三個要素。但是,即使具備了這三點,懷疑論仍然是思想者思維方式的一部分,正如曆代的哲學家以及凱恩斯在《通論》第12章提醒我們的那樣。科學家對迷信大加抨擊,卻不質疑科學知識,他們其實面臨著雙重標准的問題。他們沒有認識到,當涉及未來的確定性時,科學智慧與許多其他形式的知識一樣,是可以被質疑的。

  3.知識與告誡

  隨著我們進入未知領域,我們開始努力應對世界經濟問題,最近的問題包括英國公投退出歐盟。此外,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尤其是石油價格的下跌,給大宗商品出口國和在該領域投資的公司造成了很大壓力。人們質疑經濟學學科的完善程度。然而,首先要認識到的,不是經濟學家誤讀或低估了這場危機,而是這場危機表明,我們對經濟還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對未知的領域知之甚少,可以說是任何學科都存在的缺點。以醫學爲例。由于我們對人體和大腦的認知仍很有限,當我們出現健康問題去看醫生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醫生給出的正確答案應該是“我不知道”。然而我們很少聽到這樣的話。醫生幾乎總是能夠告訴你,你身體的哪個部位出了問題。需要提醒你的是,當醫生說他們知道你得了什麽病時,他們其實並不知道。即使遠在現代醫學誕生之前的18世紀,醫生也很少會說他們不知道病人的病症。這是因爲,18世紀的醫生和現在的醫生都意識不到,他們其實對此了解得並不多。經濟學家也是如此。

  阻礙發展政策的黑暗領域之一是我們無法將微觀和宏觀聯系起來。假設一個政府對1000個村莊進行某種幹預X,可以是有條件的現金轉移、創造就業項目或是提供肥料補貼。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這個項目在消除貧困方面是否成功?通常,我們通過收集這些村莊中人們福利方面的數據進行評估。如果我們很挑剔,可以使用各種控制方法,包括適當的隨機分組。假設通過這樣的研究,我們發現通過實施X,村莊的貧困程度確實下降了。這是否意味著X是一個好的幹預措施呢?不一定。假設某村莊的幹預X有以下效果:它使食品價格略有上漲,工資上漲幅度更大。這確實會降低該村莊的貧困程度。但是,由于食品價格上漲通常會波及整個經濟,這種幹預可能意味著其他村莊的貧困率將上升,這些村莊只會感受到食品價格的全面上漲,但工資的改變卻微不足道。因此,雖然實施幹預措施的村莊貧困率會有所下降,但幹預措施在全國範圍內的效果完全有可能不會對貧困産生影響,甚至會加劇貧困。

  人們對微觀幹預和宏觀影響之間的聯系了解得還不夠。如果我們想成功地消除全國乃至全球的貧困和不平等,我們就需要在這類研究上投入更多。

还有其他的微观理论领域,比如金融学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在这些领域,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⑦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存在理想的监管。这是因为金融产品可以进行无止境的创新。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就像医药行业不断发明新药一样。对于每一次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可能都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必须摒弃“最优监管”这种具有静态含义的说法,并做好准备,让监管机构变得灵活,随时准备进行创新。正如新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往往并不理性,而是屈从于情绪、双曲贴现和框架幻觉(framing delusions),这使得情况变得复杂。

  一种可能性是,考虑将某些金融产品贴上“处方药”的标签,并创造一个类似于“金融医生”的角色,在人们购买金融产品之前必须签字认可。例如,我们可以决定批准大额尾付抵押贷款(balloon mortgage),但在某人获得贷款之前,必须让一个“金融医生”签字确认此人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这不能通过机械地遵循医学实践来实现,但我们有理由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架构。

  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融合,更具体地说是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我们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思想、社会和行为的问题,试图将此纳入发展政策议程(World Bank,2015a)。通过从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实地观察中获取的证据,行为经济学教会了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⑧然而,这一学科存在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成为研究发现的记录本。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风险,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发现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需要努力将这些发现与均衡概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Akerlof and Shiller,2015),以便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获得更多的收益,并能够更好地预测一个社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展并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均衡的思想,从一般竞争均衡到纳什均衡,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对个体的描述从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扩展到存在怪癖和非理性、并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更加真实的个体,然后将均衡的概念与之结合起来。⑨具有挑战性的是,对于大多数看似依赖于人类的非理性或遵从社会规范形成的真实个人行为,通过独具匠心的分析,有可能得到与基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相同的结论。⑩最后,我们需要利用判断和直觉,来决定应该依靠什么假说。

  世界銀行已越來越多地涉足于這個較爲困難的領域。由于全球關注領域的變化,我們對此別無選擇。這自然引出了狹隘的經濟學範圍之外的另一個相關領域,即制度和治理。(11)我們目前正在研究的《世界發展報告:治理與法律》承擔了這一艱巨的任務。(12)控制腐敗是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領域,也是決策者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傳統經濟學對腐敗行爲的界定,與是否購買蘋果一樣,都是一種狹隘的成本收益分析(Bardhan,1997;Mishra,2006)。我們在控制腐敗方面如此失敗,這並不奇怪。爲了理解這一現象,引入心理學和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發展政策不能僅僅建立在經濟學的基礎之上。(13)

  最後,我們在氣候變化與發展的關系這個領域存在著知識差距,當然,差距也沒有保守派評論家所說的那麽大。如果我們按照目前的發展方式進行下去,那將是一場走向災難的旅程。這是不幸的,正如托馬斯·馬爾薩斯、大衛·李嘉圖、克努特·維克塞爾和其他人的著作證明的那樣。盡管我們在行動和政策方面遲滯不前,但人們很早就意識到了環境資源和經濟發展之間的聯系。近年來,一些學者特別是斯特恩(Stern,2007,2015)強調了這方面的重要性。現在,隨著2015年《巴黎協定》的簽署,我們擁有了一個平台,可以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與實際行動聯系起來。但這並不容易,因爲它需要一些跨國協調。這裏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參與很大程度上應該被視爲共同繁榮的一部分,因爲它涉及資源和福利的代際分享。

  4.金錢與有影響力的人

  上一節我們討論了在知識方面的一些不足。而另一個不足則是在貨幣政策領域。雖然經濟學在一些實際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如何設計拍賣機制以及如何對部門內部的供求進行微觀管理,但它對宏觀經濟(尤其是貨幣政策幹預)影響的理解還處在比較初級的階段。的確,我們已經學會了應對惡性通脹,我們不希望再出現類似1946年匈牙利和1923年德國那種失控的通脹,至少在擁有成熟中央銀行的發達經濟體中不會出現。但是,盡管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盡其所能采取了種種政策,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增長危機仍在發酵。顯然,我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以及金融與真實世界之間聯系的理解還存在著很大差距。這是我在2009-2012年擔任印度政策制定者將近三年的過程中學到的。盡管我不負責貨幣政策,但在這段時間裏我們清楚地看到,許多幹預措施都是模仿發達經濟體央行采取的政策,而沒有考慮到它們的不同背景。(14)

造成這種缺陷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對貨幣在市場經濟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不如對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體系中實際商品和服務的理解那樣深刻。一般均衡中的貨幣曾是20世紀80年代一個大型研究議程的一部分,但至今仍未完成。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從數學上講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放棄它。在急于應對迫在眉睫的問題時,這些深刻的問題通常會被置于次要位置。但是,當全世界都在努力應對經濟放緩的時候,負利率的廣泛使用似乎並不奏效,事實上還産生了負面的反彈,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從中單獨突圍。對經濟學家來說,繼續開展一些基礎研究是很重要的。(15)如果說從傑文斯、瓦爾拉斯到阿羅和德布魯,構建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大約曆時75年,而均衡中關于貨幣的研究則是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才正式開始的,我們沒有理由因爲它難以解決而放棄它。

  要了解金钱神秘的本质,我们可以看看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影响力兜售者(peddlers of influence)的力量。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出现了很多关于游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文章。我记得年轻时在印度曾谈到过“有影响力的人”。那时我对某个人感到很困惑,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他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资源。他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姑且叫他M)。在那个时候,要想安装电话得等上6年。如果你急需什么,你可以试着打电话给M,请求他的帮助。他会给政府的相关人员打电话,通常能帮上忙。如果有人想把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也可以问M,如果M同意,他可以要求校长破例收下这个孩子。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我把他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典范写了出来(Basu,1986)。M对他促成的事情在心里有本账。如果i需要从j那里获得某个东西,i可以通过M问j,然后,j会帮忙。这不是因为j照顾i或曾期望过需要i的特别帮忙,而是因为j知道有一天他将需要k的帮助,并且需要M向k提出请求。没有人愿意冒犯M,因为M是一个“有记忆的票据交易所”。这就是M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影响力的人就像金钱或区块链。它是信息的记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会起作用。

  這種描述甚至模型都很簡單,但將其納入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極其困難的。它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領域,這極大地妨礙了政策制定者,迫使他們依賴直覺和猜測,希望未來不再如此。

  5.政治和經濟學

  在討論發展政策時,我一直在強調經濟理論和實證經濟學的作用,簡言之,就是要花力氣開展專業、科學的分析。很多發展中經濟體做不到這一點,從而難以擺脫困境。但是,將科學分析與政治現實相結合並不總是那麽容易。也許是因爲我突然從學術界轉到政策制定領域,所以我不得不關注一個人與政治以及政治家打交道的重要性。2009年底,當我從康奈爾大學轉入印度政府工作時,我很快意識到了來自理論經濟學的對策與政治約束之間的潛在沖突。人們很快就會明白,當一個政客對經濟學家說“你太擅長理論了”,這意味著強烈的批評。

  我曾談及我履職時與總理及其顧問會面的首次會議(Basu,2015),當時我們討論了如何控制已經兩位數上漲的食品價格。我詳細談到了改變印度儲備糧的投放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平抑糧食價格。我基本上是從古諾均衡的邏輯中吸取了一些政策教訓。我很高興建議最終被采納了。現在看來,這既得益于古諾的出色理論,也要歸功于我沒有說出“古諾”或“均衡”這兩個詞。

  从阿瑟·刘易斯担任加纳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念与政治约束之间的结合点。他是受该国第一任总理兼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之邀担任这一职务的。联合国和美国曾试图阻止,理由是刘易斯“不太同情世界银行”(Tignor,2006,第147页)。也有人担心,如英国政府官员斯奈林(A.W.Snelling)就表示,“刘易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温和派”(Tignor,2006,第148页)。

  劉易斯的任期一開始非常順利,恩克魯瑪本人對劉易斯帶領加納經濟騰飛的前景感到非常興奮。上任後,劉易斯投入工作,特別是與“第二個五年計劃”有關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其他人的廣泛支持。但很快,劉易斯關于什麽是好的經濟學的觀點與恩克魯瑪對政治約束的堅持之間産生了沖突。對于是否應該對被衣殼甲蟲襲擊的可可樹進行噴灑(請原諒我忘記了是誰站在哪一邊)等看似微小的意見分歧,掩飾了更深層次的沖突,即專業經濟學家對好的經濟學的堅持和政治家對政治上好的東西的固執。

  劉易斯于1958年底離任,他的口袋裏裝著恩克魯瑪的來信,這封信言辭親切,但也承認他們不可能一起工作:“您提供給我的建議,盡管聽起來可能是合理的,但基本上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的,而且我已經多次告訴您,由于我是政治家,所以我不能總是聽從這些建議。我必須要搏一下未來。”(恩克魯瑪1958年12月18日寫給劉易斯,轉引自Tignor,2006,第173頁)

  6.利益和思想

  在我從學術界轉到印度政府工作幾個月後,一位記者問我從這個轉變中學到了什麽?對于這樣的問題,我有一個特別的答案。讀者可能會想起凱恩斯對思想力量的觀察,他在結語中寫道:“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誇大了。”

  作爲一名學者,我喜歡觀察,但不相信觀察,所以我將凱恩斯的觀點視爲一個教授的自言自語。直到我加入印度政府,並參加了與部長和官員們沒完沒了的會議後,我才對凱恩斯的觀點深信不疑。

 思想扮演著無比重要的角色,那些從事思想工作的人負有特殊的責任。因此,我認爲這次會議和這本文集不僅是一種知識上的貢獻,也是世界銀行這類組織應盡之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根据2016年6月8日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举行的“經濟學的現狀,世界的現狀”会议上的开场白整理而成。会议论文集The State of Economics,the State of the World已于近期出版。感谢Alaka Basu、Oliver Masetti、Claudia Paz Sepulveda和David Rosenblatt的评论与建议。

  ①参见La Nauze(1953)。

  ②参见Hicks(1939)、Samuelson(1947)、Arrow and Debreu(1954)以及Mckenzie(1959)。

  ③这一点,加上现代增长理论的兴起(Arrow,1962;Lucas,1988;Romer,1994;Ray,1998;Aghion and Howitt,2009),让我们对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政策有了深刻的认识。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④有關經濟理論的優勢和弱勢的最佳論述之一,請參閱Rubinstein(2006)。

  ⑤参见Arrow(1963)、Akerlof(1970)、Stiglitz(1975)以及Stiglitz and Weiss(1981)。

  ⑥該引文以及因果關系的論點比這些簡短的評論更爲複雜,取材于Basu(2014)。

  ⑦关于如何用经济理论分析金融和金融危机中一个引人注目问题的简明例子:人们广泛注意到的感染现象,即一个经济体似乎与另一个经济体毫无联系,但却使其感染了金融恐慌,参见Morris and Shin(1998)。

  ⑧参见Kahneman(2000)、Thaler and Sunstein(2008)、Hoff and Stiglitz(2016)。

  ⑨有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对这一点进行了尝试,请参阅Hoff and Stiglitz(2016)。在早一些的文献中,Gintis(2009,第10章)提供了一个优美的模型,将人类的社会性和经济均衡的思想整合到一个统一的博弈论框架之中。

  ⑩有關此方面的巧妙分析,請參閱Myerson(2004)。初看似乎很顯然是由遵守規範的非理性驅動的行爲,可以在更複雜的環境中解釋爲理性行爲。

  (11)Bourguignon(2015)在分析非洲經驗時強調了這一領域的重要性。正如他強調的,這不僅僅是學術活動,它與成功的幹預政策設計密切相關。

  (12)Green(2016)的短文很好地抓住了这项任务的挑战,该文指出,如果我们想正确地制定经济政策,就必须深入这个领域,并指出这样做是多么困难,因为它既会惹人不快,研究前景也艰险莫测。涉及治理和政治制度的犀利的学术研究仍然相对较少,请参见Dixit(2009)以及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

  (13)虽然我在这里用腐败的例子来说明对多学科的需求,但在当今世界的纷争和冲突中,这种需求是非常普遍的。中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单纯用经济指数——从GDP到贫困程度,再到各种衡量不平等和两极分化的指标——来解释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很困难的。正如Devarajan and Mottaghi(2016)指出的,从本质上讲,正在发生的事情是社会契约的瓦解,就像管道系统一样,当它运行良好时,人们不会注意到它,但它始终很重要。我们可以进一步研究那些似乎正面临着经济问题的领域,例如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现象,这是世界银行工作的核心。依赖市场力量和自然的经济增长就足够了吗?对于在这方面最成功的巴西等国进行的细致的计量經濟研究表明,我们必须超越这些。例如,Ferreira、Ravallion and Leite(2010)发现的确凿证据表明,联邦政府改变社会保障制度和扩大社会救助支出至关重要。而事实上,这是基于1988年的宪法而发生的。

  (14)我在最近的一本書(Basu,2015)中對此進行了討論,我也認爲有必要在新興經濟體中進行更多的實驗性政策幹預,這將使它們能夠收集自己的數據,並利用這些數據制定更有針對性、更具體的政策。

  (15)Calvo(1996)提出了這方面的一些基本問題。


作者简介:Kaushik Basu,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国际研究Carl Marks讲席教授,写作本文时作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之职,作者还曾任印度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比较》编辑室曾编辑出版他的著作《政策制定的艺术》《信念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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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6日 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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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經濟困難時期更需堅持經貿合作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