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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學“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探析

趙慶秋

2021年02月03日 02:39

時培磊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在中國古代,完整的史學理論專著雖少,但史學思想方面的闡發則相當豐富,形成的一系列史學理念,對傳統史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産生,不僅對于中國史學的繁榮興盛影響甚巨,而且對于中國文化的傳承和延續也具有重要意義。目前學術界對此理念的研究,多圍繞在其與正史纂修的關系和個別史家的認識兩個方面,尚缺乏系統深入的探討。①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將從中國史學史和文化史的角度對此理念進行新的探析。

 

一、“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産生的史學根基

 

“國可滅,史不可滅”作爲中國傳統史學的一種理念並非憑空産生,而是有著深厚的文化積澱和史學觀念基礎。從中國史學起源以後,中國古代就逐漸形成了連續撰述曆史的文化傳統,出現了諸多重要的史學觀念。其中諸如記史求真理念;國家政權記史、撰史理念;包容私家正當修史理念;纂修前代史的理念;補足以往正統政權史事的理念;重視載述少數民族史事的理念等等,都與後來形成“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有著密切聯系。

記史求真是曆史學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國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這種理念産生甚早,且影響深遠。春秋時期魯國的曹刿就提出:“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②這種說法強調不管君主有何種行爲,都要按照一定的筆法規則如實記錄下來。《左傳》中記載了史官如實記載曆史的多個例子,如晉史官董狐堅持“書法不隱”而記載“趙盾弑其君”③,齊太史兄弟前仆後繼照實書寫“崔杼弑其君”④,南史氏聽聞太史氏遇害便執簡前往代爲記史。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充分肯定了這種直書實錄的精神,“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⑤。這就從彪炳史冊的角度肯定了如實記史行爲的價值,也是對記史求真理念的高度認可。“國可滅,史不可滅”強調如實存史,實質上也是對記史求真理念的一種繼承和發揚。

中國古代史學起源于官方,並且形成了國家政權要記史和撰史的理念。自周初出現“殷鑒”的理性思維以後,官方開始有意識地整編檔案文獻資料。據學者考證,“共和行政開始了按時間先後連續性的記載史事”⑥。編年體國史的出現,說明國家政權開始自覺而系統地連續記載曆史。到了春秋時期,周王朝和各諸侯國都開始了編年體國史的撰述活動,出現了以“春秋”“乘”“梼杌”等爲名的史冊,並且形成了記錄本國史事和君王言行的史學機制。國家政權有了記史和撰史的理念,推動了官方連續記載史事和纂修史書的史學活動機制的確立,也使得國家與史學的關系進一步密切,對于“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産生具有啓發意義。

中國古代私家撰史的理念與孔子有關,雖然關于孔子是否修訂過《春秋》的問題尚存爭議,但是從孟子開始特別是兩漢以後,普遍將孔子認定爲私家撰史的典範,這在史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認定孔子修《春秋》,是在根本原則上認可私家修訂國史,這是對私家史學最大程度的承認。”⑦其後私家撰修國史找到了楷模,由于孔子在國家政治上的特殊意義,使得任何政權都無法從法理上禁絕私修國史。而私人撰史就有了發揮的空間,私家史學也發展成爲與官方史學並行的兩條史學發展軌道,由此而形成了包容私家正當修史的理念。“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中就含有私人也可爲亡國修史的意識,這與較早形成的包容私家正當修史理念不無關系。

改朝換代是中國古代曆史發展的常態,新興政權需要在思考前朝興亡教訓的基礎上穩固統治,而總結曆史經驗就産生了修史的現實需求,史學上隨之而産生了纂修前代史的理念。唐代時,令狐德棻曾請唐高祖纂修五代之史,上書稱:“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缺。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沒。陛下既受禅于隋,複承周氏曆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鑒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⑧明確提出了要纂修前代史,以供當朝統治者借鑒的理念。唐太宗時專門設立纂修前代史的機構,由此確立了後世官方組織纂修前代紀傳體正史的格局。纂修前代史理念成爲統治者認可的史學意識,對于之後“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産生就有了政治上的鋪墊。

正統論是中國古代的重要政治理論,對于史學發展産生過重要影響,圍繞何爲正統政權而産生的史書編纂爭議又豐富了正統論的內容。正統問題的爭論往往産生于政權並立時期,而史書纂修中如何貫徹正統理論成爲困擾史家的難題,由此也催生出補足以往正統政權史事的理念。如陳壽在《三國志》中以曹魏爲正統政權來記錄史事,而東晉史家習鑿齒則認爲蜀漢劉備政權才是正統,因此他積極撰寫《漢晉春秋》,以劉備政權年號來紀年並補充史事。到了南北朝時期,南北方甚至在史書中互相對罵“索虜”與“島夷”,以自居正統貶抑其他,而這也刺激了史書的纂修。爲正統政權存史,補足以往正統政權史事的理念,獲得共識,但分裂時期哪一政權定位爲“正統”則意見分歧,針鋒相對,許多史家各自按照自己的認識補修史籍,一定程度形成了“史不可滅”的景象。

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曆史上産生了多個少數民族政權,既有統一的中央政權,也有與漢族政權並立的周邊民族政權,而在史學上則出現了重視載述少數民族史事的理念。司馬遷在《史記》中就記載了豐富的少數民族史事,如《西南夷列傳》《匈奴列傳》等就記載了大量周邊民族政權的曆史。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少數民族政權紛紛模仿漢族王朝傳統,建立史官制度,進行系統的記史和修史活動,出現了大量專門記載少數民族政權的史書。“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中並不區分存史對象是否爲少數民族的政權,與早就形成的重視載述少數民族史事的理念有很大關系。

總之,中國史學起源以後,逐漸形成了記史求真等多種史學理念,使得中國古代連續性撰述史書成爲常態,官方和私家撰史、修史的認識日益提高,這些都爲後來“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産生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形成與發展

 

雖然,“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與中國古代史學中早期形成的以上這些理念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不能將之泛化認爲是“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早期形態。如有些論述中將司馬遷撰寫《史記》、唐代纂修前朝正史等都說成是“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體現,則是混淆了中國史學史上多種史學理念的區別。一定的史學理念的産生,必定與曆史的發展和當時的時代背景密切相關。從先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曾出現過存本國之史而滅他國之史的現象,說明當時並未形成“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普遍認識。如龔自珍就在描述三代之史以及早期的文獻狀況時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⑨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往往一國滅亡之後,其史亦隨之毀掉。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隨意毀滅史籍的行爲在少數民族政權中時有發生,如後趙石虎廢除石勒之子而篡位稱王後,竟將石勒一朝所修史籍“並令刊消,使勒功業不傳”⑩,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滅匈奴族赫連氏的夏政權後,竟然欲加罪編纂夏國官修史的趙逸,並且夏國史也“多見焚燒”(11)。這些滅他國之史的行爲,與已然形成的重視史書修纂和保存史籍的尊史重史傳統格格不入,“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還遠未具備社會的、文化的産生條件。

唐初,官方先後纂修了六部前代正史,對于之前的南北各朝同等對待,各自獨立成史。李延壽私人修撰完成《南史》《北史》,對于前代政權一體對待,符合南北朝政權更替的曆史原貌。這說明唐初官方和私家在史學觀念上都淡化了正統論,爲前代並立政權各自獨立撰史,這就爲以後存史觀念沖破正統論的制約准備了思想條件。金朝滅亡後,元好問決定編纂金朝曆史《壬辰雜編》以及“以詩存史”的《中州集》,郝經稱其:“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興,己所當爲。”(12)元好問雖然是北魏鮮卑族拓跋氏的後代,但他認爲金朝作爲獨立政權,其曆史文化不能湮滅不存,在觀念上已經摒棄正統論的制約,成爲“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産生的直接先聲。

真正形成“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始于王鹗。他曾在金朝爲官,後來出仕蒙古政權。王鹗在元朝初年,建議統治者纂修遼金兩朝的曆史,他說:“自古帝王得失興廢,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國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罔不臣屬,皆太祖廟谟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歲久漸至遺忘。金實錄尚存,善政頗多;遼史散逸,尤爲未備。甯可亡人之國,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館不立,後世亦不知有今日。”(13)王鹗是通過述說編修遼金兩國史的重要性來建議元世祖建立史館。他在《立史院奏帖》中也說:“自古有可亡之國,無可亡之史。兼前代史纂,必代興者與修。蓋是非與奪待後人而可公故也。”(14)忽必烈接受了他的建議,設立了翰林國史院,下令纂修國史並附修遼金兩朝曆史。王鹗在元初擔任翰林學士承旨等職,對于元朝官方史學建設頗有貢獻,對于遼金兩朝曆史的纂修也功不可沒。他的“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被蒙古政權接受,說明已經不再是個人的觀念。與王鹗有著相似政治軌迹的劉秉忠,也曾經向元初統治者建言:“國滅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于後世,甚有勵也。”(15)蒙古政權開始著手遼、金的資料搜集和編修,表明這種理念已經形成爲官方的認識。曾經擔任忽必烈怯薛,並且在平宋戰爭中立下大功的董文炳,也是一位頗有儒學修養的武將。他在攻下南宋都城臨安時,做了一件對史學來說功德無量的大事,將宋朝官方記錄和修纂的史書五千余冊悉數送至元大都的翰林國史院中,爲後來正史《宋史》的完成保存了最可寶貴的史料。董文炳之所以有如此舉動,是因爲在他看來:“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16)可見,在宋元之際的北方上層階級中已經基本形成了“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不管是對少數民族政權的遼朝、金朝,還是漢族政權的宋朝,都是將保存其曆史放在了比較重要的位置。到了元朝中期,著名學者虞集也多次提到“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如他在《道園類稿》中就提到:“世祖皇帝時,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17)在《道園學古錄》中也有這樣的文字:“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膴仕。”(18)這說明該理念在元朝一些學者的史學認識中已經有所傳承和發展。

元朝末年,統治者在風雨飄搖之中用很短的時間便完成了遼、金、宋三史的纂修任務。一般都認爲這是由于在總裁官脫脫“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19)決斷之下,解決了困擾多年的正統之爭問題的結果。但實際上,促使這項工作得以最終完成離不開進一步發展的“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在《金史》纂修完成之際,由監修國史阿魯圖領銜衆史官所上的《進金史表》中就稱:“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收秦籍;唐太宗即祚,命魏征以作《隋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矧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蓄前聞。”(20)這說明在當時的上層權貴以及史官們看來,纂修勝國之史不管是經驗借鑒還是教訓警誡,都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國可滅,史不可滅”已經成爲一種共識。

元朝滅亡後,不管是曾經仕元的臣民還是明初的統治者,都進一步發展了“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如曾經參與遼、金、宋三史纂修並官至元朝參知政事的危素,在明軍攻進元大都之後,認爲:“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21)立刻縱身躍入報恩寺的井中欲以身殉元,即將溺死之際被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合力救起,並被告知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者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22)是保持氣節以身殉國,還是隱忍苟活爲國存史?經過權衡,危素最終放棄了前者。並且當士兵危及元朝史庫時,他趕緊找到鎮撫吳勉解圍,得以完整保存了元朝的曆朝實錄。可以看出,當時“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得到了廣泛認同。

明初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纂修完成《元史》,雖然因草草撰就而被後世诟病頗多,但其中也蘊含著“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積極實踐,即元朝雖亡但其史不應消亡。明初纂修《元史》共分兩次完成,第一次主要是根據元代曆朝實錄而纂修完成順帝之前的曆史,第二次主要是補足順帝朝的曆史,爲此朱元璋曾命史臣赴北京搜求資料。宋濂在所作《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中雲:“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爲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征、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爲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23)後來在宋濂爲李善長代撰的《進元史表》中也曾這樣寫道:“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佥言實既亡而名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诏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24)明朝纂修《元史》雖然含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從元朝時就已經牢固樹立的“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還是占據了主導地位。

明代,“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有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明朝著名史臣楊守陳認爲:“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不傳。”(25)這裏從對保存元朝曆史的“史不可滅”理念擴展至明朝當代史不可滅的認識,實際上是對史家撰史應該如實記錄的一種強調。明朝中後期的著名學者焦竑更指出:“夫勝國之君,人必爲紀,以其臨禦一時,猶難泯沒。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也。況在本朝,乃使之孫蒙祖號,弟襲兄年,名實相違,傳信何據?”(26)可見“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已經得到較大範圍的認同,並且進而擴展至對本朝當代史應該據實直書的史學認識。明朝人對當代史一直诟病頗多,特別是因爲朱棣“靖難之役”、明英宗與景泰帝的“奪門之變”、明武宗與明世宗的皇權交替等事件的影響,明朝實錄的纂修也出現了很多受政治影響而篡改的事例,這些都引起了明代史家的不滿,進而出現了私修當代史的高潮,這也不能不說是受到“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擴展的影響。對前代曆史猶且做到不能泯滅,當代的真實曆史更應該客觀如實記載。

明末清初,私修明朝曆史的風氣更加盛行。作爲明朝的遺民來說,他們對于故國的不舍和對武力征服的反抗,自然萌生複國的思想。而當複國無望,夢想破滅的時候,重振或者起碼保存住故國的曆史文化也就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如黃宗羲曾提到談遷作《國榷》的情況時說:“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27)就是針對明滅之後國史不作的情況而發表的感慨。後來派其學生萬斯同以布衣身份參與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動,也是希望國滅而史不應滅。作爲清朝的統治者來說,他們以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對明朝遺民的頑強反抗,自然要選擇一種合適的方式來實現政權的“軟著陸”,而文化手段無疑是最好的抓手。于是,清朝統治者一方面宣傳明朝亡于農民起義和群雄之亂來轉移鬥爭矛頭,另一方面又通過保護明朝皇帝陵墓和纂修《明史》來營造輿論支持的氛圍,逐步來化解明遺民的反抗情緒。清朝統治者纂修《明史》,也是對“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一種繼承,雖然清朝纂修過程曆時近百年,但卻很好地發揮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的目的。作爲以明朝遺民自居的萬斯同等人,通過各種方式也參與到了清朝官修《明史》的活動中,既是對故國曆史的保存,也是史學理念和個人理想的一種實現方式。

可以說,“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産生于少數民族政權興亡動蕩與觀念漢化的進程之中,由于其本身往往難以獲得“正統”名位,在史學上較爲容易沖破正統論束縛,而同時又承續了記史、修史的中華傳統文化。這種理念使得新政權既要保存滅亡之國的曆史,又要完成好本國曆史的修纂,以爲將來借鑒。從形成到發展,“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成爲古代官方和私家史學的共識,並對傳統史學的發展産生了重要影響。

 

三、“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的思想實質與文化意義

 

“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影響了中國古代中後期史學的發展,在催生系列官修前朝史的同時,也引發全面考述以往各種政權曆史的趨向,對于本朝官方纂修國史也有啓發意義,在中國史學史和文化史上都有重要價值。在探討其文化意義之前,有必要先厘清該理念的思想實質。

首先,依托于傳統史學深厚的底蘊,“國可滅,史不可滅”樹立了無條件存史的信念。該理念以格言形式表述,顯示出一種不容置疑的姿態。這種理念首先由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上層士人提出,逐步被統治者接受,並擴展爲全社會的共識。“史不可滅”在探討是否求真、是否致用之前就予以確定,可以堵住以失實、無用、敵方對我攻擊等等借口毀滅史籍的企圖。

其次,“國可滅,史不可滅”強調無論什麽樣的“國”,其史籍、史事也不可滅,這大爲超越以往那種補足正統之史的理念,在史學意識上是個飛躍。在宋與金對峙政權中,誰是正統?蒙古人是意見分歧或模糊的,所以先絕對地強調“史不可滅”非常必要。

“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確立之後,對于推動中國史學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別是對于求真與致用的矛盾沖突,在正史纂修與正統論的調適等方面都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解決路徑。而這種史學理念成爲社會的普遍共識以後,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和民族認同的加強都有積極意義。對該理念的史學史和文化史意義試作歸納和總結如下。

第一,該理念使得史學地位提高,獨立性加強,根基更爲牢固。中國史學産生以後長期淪爲政治的附庸地位,在圖書分類上屬于經學門類之下,直到魏晉南北朝史學大發展以後,史學才獨立出來。“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使得社會普遍認識到史學的重要性,國家滅亡之後伴隨著政權而生的諸多附屬品都隨之消亡,而堅持曆史記載不可滅,正說明史學的地位之重要。經此理念的推廣,中國傳統史學的獨立性進一步加強,史學的地位和重要性也得到了普遍的認可。

第二,這個理念可以涵括求真、求是及經世致用的宗旨,但史不可滅的信念卻不受求真、求是和致用的制約,這樣給多途徑史學探索開拓了空間,有利于構建堅定的曆史文化存續體系。中國古代史學從先秦時期就出現了記史求真的理念,但由于附庸于政治的地位又帶有濃厚的經世致用理念和政治利益訴求,二者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矛盾。這對矛盾又在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的互動、互補也互相排抑的運行機制中不斷發展,成爲古代史學發展的動力。但是“國可滅,史不可滅”卻與求真務實和經世致用這對矛盾關系不大,不管所亡之國的國家性質,不管其建立民族爲何,不管其文化發展程度如何,只要是曾經建立政權的國家,其曆史都應予以記載和纂修。而求真、致用,都是在曆史絕對加以保存的前提下施行,這無疑又極大地拓寬了一種新的史學發展路徑,對于以傳統史學爲根基來構建的中國曆史文化存續系統大有裨益。

第三,該理念突破正統論等思想限制,成爲史學發展與擴大修史範圍的推動力。元朝纂修遼、金、宋三史的成功正是解決了正統論糾葛的問題,這與“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推動大有關系。明代大量私修本朝史的出現,也與這種理念的影響有關,如前引楊守陳、焦竑等人對隱諱建文朝史事的不滿,也是由此理念推導而出。明初官方纂修《元史》承襲了元末的這一理念,但是中期以後受“南倭北虜”影響而觀念發生變化,出現了柯維骐《宋史新編》等不承認遼、金與宋爲並列政權的一些史書,反而遭到了史家的激烈批評。如于慎行就論曰:“元人修三史,各爲一書,是也。……近世文雅之士,有爲《宋史新編》者,尊宋爲正統,而以遼、金爲列國,則名實不相中矣。彼南、北二《史》,互相诋诃,南以北爲索虜,北以南爲島夷,此列國相勝之風,有識者視之,已以爲非體矣。乃今從百世之後,記前代之實,而猶以迂闊之見,妄加擯斥,此老生之陋識也。遼、金繩以夷狄僭號,未克混一,而中國土宇,爲其所有,亦安得不以分行之體歸之?而欲夷爲列國,附于《宋史》之後,則不情也。”(28)清代也出現了一批不拘泥于傳統正統論的史著。如吳任臣《十國春秋》記載五代時期的十國曆史,采取分國記事的體例,十國各以紀傳體的體裁成書,書中不持正統論觀點,也無華夷之辨觀念。再如厲鹗《遼史拾遺》,乃是針對明朝王圻《續文獻通考》等書中對遼朝掌故的遺漏而作,該書有注有補,廣搜《遼史》之遺,以圖補足遼國二百余年的完整史事。清代有秦恩複、王昙、周春都撰有紀傳體《西夏書》,唯乾隆年間學者周春《西夏書》尚有不完全存本。該書雖然沒有給西夏君主立爲本紀,但名之爲“世記”,實質無大區別,乃作爲獨立政權看待。沒有“國可滅,史不可滅”意識的長期影響,就不會出現若幹這樣的史籍。

第四,該理念促進中華曆史文化脈絡的全面承襲,沖淡史學發展中非學術因素的負面影響,加強了整個中華民族文化認同與融合。“國可滅,史不可滅”理念中的“國”並非專指漢族王朝,而是指在中華大地上曾經建立過政權的國家,不管其爲何種民族。所以像遼、金、元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在其國亡之後,也都紛紛有對應史籍的編纂,國雖亡,而史不亡。各個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也都屬于中國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對于華夷之辨的認識也有了新的發展。元朝在蒙古統治下,一些漢人突破夷夏之防思想而紛紛仕蒙,郝經就認爲只要能用士,能行中國之道,就是中國之主,很好地解決了華夷之辨的問題。從這種理念出發,各個少數民族由于史學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認同上的共識,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甚至到了20世紀30年代,陳寅恪在《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一文中曾感歎:“東洲鄰國以三十年來學術銳進之故,其關于吾國曆史之著作,非複國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樸、錢受之、萬季野諸人,其品格之隆汗,學術之歧異,不可以一概論;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觀念,即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29)說明“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在支撐中華民族文化的存續和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形成方面,仍有余緒留存在深受傳統史學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腦中。

總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的理念從産生到廣泛傳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該理念將國家存亡與曆史記載聯系到一起,是對曆史記載功用的一種高度評價。該理念強調保存曆史的客觀必要性,使得中國古代史家更增強了一種纂修曆史的神聖責任感。該理念對中國古代史學的發展、民族融合和文化認同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理應得到重視和加以深入研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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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