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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貿易摩擦再審視及對中國的啓示

胡小文

2020年10月28日 01:26

王会奇 程卫红 赵明晓
《金融發展研究》2020年第9期

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在知識産權、技術轉讓和農産品貿易等方面初步形成共識,但雙方在科技、投資等領域仍存在分歧,中美經貿摩擦的複雜性、嚴峻性和長期性依然突出。日美貿易摩擦始于20世紀50年代,其間雙方互相博弈、互有得失。重新審視日美貿易摩擦,對我國應對中美經貿摩擦的策略選擇具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總結日美貿易摩擦逐步升級的過程與特點,梳理中美經貿摩擦與日美貿易摩擦的異同,分析了日本應對摩擦的經驗和教訓,並就我國如何更好地應對經貿摩擦提出建議。

一、日美貿易摩擦和中美經貿摩擦産生的時代背景

二戰後的日本依靠巨額外貿出口帶動經濟快速發展,美國是其最大的對外貿易夥伴國。20世紀5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出現,20世紀80年代達到白熱化。2018年4月,美國提出對我國商品加征關稅,中美經貿摩擦自此爆發,焦點從關稅擴大至科技、投資等領域。對比兩次摩擦發生的國際、國內環境,得出以下幾點相似之處:

(一)兩次摩擦均發生在全球經濟動蕩後的恢複時期,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

日美貿易摩擦發生于二戰結束、石油危機後,全球經濟處于恢複期,總需求減小,貿易萎縮嚴重,多國采取各種貿易保護措施。2008年以來,隨著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全球經濟複蘇乏力,雙邊或多邊貿易摩擦頻發,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再次擡頭。

(二)美國均試圖利用貿易摩擦來緩解國內政策空間不足問題

曆史上,美國有貿易保護主義傳統,一旦對外經濟地位下降,特別是貿易赤字惡化後,會通過挑起貿易摩擦轉嫁國內矛盾。20世紀70—80年代,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對美國經濟的促進作用減弱,社會消費和就業水平降低,政策調整空間嚴重不足,于是美國將矛頭指向日本,試圖利用貿易救濟保護國內弱勢産業。特朗普上台後,實施寬松財政政策,通脹預期增強,財政、貨幣政策調整空間面臨瓶頸,試圖再次發動貿易摩擦解決巨額貿易赤字問題。隨著制造業、高新技術産業迅猛發展,我國成爲美國的重點針對對象。

(三)中日兩國出口依存度均偏高

二戰後的日本實行“貿易立國”發展戰略,出口規模迅速擴大。1955年後的30年裏,日本出口額增加近87倍。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60年至今,日本出口依存度爲10%—20%。如今,我國與世界各國貿易往來頻繁且深入,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我國出口依存度相對日本更高,1994年後持續高于20%,2006年更是達到39.1%,2016—2018年保持在18%左右。

(四)中日兩國均面臨經濟結構調整難題和複雜社會環境問題

20世紀70—80年代,日本經濟迅猛發展,但高能耗、高汙染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受到需求和成本的雙重打壓。貿易摩擦加劇,原材料和能源價格高漲,産業發展更加受到資源和環境約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日本同時面臨人口老齡化、儲蓄率高企、産能過剩、經濟負債率高及資産價格泡沫等一系列內部問題。日本經濟增速從1971年的9%大幅下滑至1995年的1%左右。當前,我國也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期,同樣需要解決人口老齡化、産能過剩、負債率高等關鍵問題。

二、日美貿易摩擦逐步升級的過程與特點

二戰後的日本堅持“貿易立國”,外需主導型經濟快速增長。美國爲彌補對日巨額貿易逆差,發起貿易摩擦,焦點逐步由微觀的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産業層面升級至宏觀的貨幣、經濟層面。

(一)日美貿易摩擦的微觀層面

日美貿易摩擦經曆了輕工業、重工業、高新技術産業三個階段。

1. 聚焦轻工业。

1956年,日本棉紡織品在美國紡織品進口中的占比從1951年的17.4%上升至60%以上。美國動用多邊貿易、雙邊談判等手段施壓,要求日本自願出口限制。日本優勢行業由紡織品向鋼鐵業轉型耗費近15年,直到1972年,雙方簽署《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日本將在未來3年內控制對美紡織品出口規模。

2. 聚焦重工业。

20世紀60—80年代,日本鋼鐵、彩電、汽車在美國占有率大幅提升,美國步步緊逼,遏制日本支柱産業發展。1969年日本鋼鐵占美國總需求的42%;1976年日本彩電占美國市場的30.9%;1980年日本汽車占美國市場的24%。因國內廠商受到日本廉價進口品沖擊,美國對日本進行反補貼調查、反傾銷訴訟、“301條款”威脅、加征報複性關稅等貿易制裁。最終日本自願出口限制,擴大進口,簽訂多份行業協定,例如維持特種鋼市場秩序的協定、限制對美出口量的《日美彩電協定》、承諾取消汽車零部件關稅並開放汽車及其零部件市場的《美日汽車及零部件協議》等。

3. 聚焦高新技术产业。

在半導體行業摩擦(20世紀80年代)、電信業摩擦(20世紀80—90年代)中,美國因自身廠商難以進入日本封閉的半導體和電信市場,對日本提起訴訟,要求日本開放半導體和電信市場,並限制日資對美國半導體公司的投資並購。最終日美簽訂以日本開放市場爲核心的10年期雙邊協議,日本主動對出口美國的産品實施價格管制,並推動系統性全行業的市場開放。

(二)日美貿易摩擦的宏觀層面

在全方位結構性沖突階段,由于行業摩擦並未完全改善貿易失衡,美國試圖從宏觀上“改造”日本,包括貨幣、經濟兩個方面。

1. 货币方面,美国试图迫使日元升值以改善贸易逆差。

由于貿易逆差居高不下、行業摩擦收效甚微,貨幣摩擦成爲美國新一輪反擊著力點。20世紀80年代的摩根報告旨在解決美元日元不匹配問題,提出“日本金融自由化,日元國家化”,奠定了美國對日元高壓政策的基礎。1985年的《廣場協議》將強勢美元轉變爲弱勢美元,迫使日元升值,日元在轉年年初就快速升值35%,日本出口遭到重創。

2. 经济方面,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开放市场。

由于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化投資和經營,日元升值仍未完全改善貿易失衡,美國利用《MOSS談判協議》《日美結構問題協議》《日美綜合經濟協議》等從經濟層面施壓。1985年的《MOSS談判協議》要求日本開放美國雖具備競爭力但對日出口量低的電子通信、醫藥品及醫療器械、電子、林産品市場,日本最終下調或取消相關品類關稅。1989年的《日美結構問題協議》要求日本擴大內需,日本在隨後十年內進行高達430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1993年的《日美綜合經濟協議》要求日本擴大進口,日本被迫大幅提高對外國産品和服務的政府采購,促進了美國對日直接投資。

(三)日美貿易摩擦的主要特點

1. 摩擦焦点层层升级,美国瞄准日本优势产业步步紧逼。

在産品上,表現爲初級、中間、最終産品的升級;在産業上,表現爲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到高新技術産業的升級。美國爲維護自身國際優勢地位,瞄准日本支柱行業不斷加大打擊力度。但同時,日本准確把握機會,快速推動國內産業優化轉型升級。

2. 日本巧妙使用“拖”字战略,刻意回避贸易摩擦。

日美貿易摩擦曆時30余年,各個階段持續時間均長達10多年,可見日本巧妙拖延,爲國內産業轉型爭取時間。就紡織品來看,摩擦起于1957年,15年後日美才簽署《日美紡織品協定》,而此時鋼鐵已經替代紡織品成爲日本新的支柱行業,一定程度上減弱了協議對經濟的不利沖擊。

3. 美国从抓行业的微观层面升级至抓经济的宏观层面。

細看摩擦各個階段發展,美國逐步擴大制裁範圍,由單一行業到多角度覆蓋(見表1)。焦點由簽訂協定協議的單一行業摩擦、限制日本優勢産品出口的微觀層面,擴大至《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日美結構問題調整協議》要求解決宏觀經濟問題、倒逼日本轉變經濟體制的宏觀層面。

4. 美方反制手段层出不穷,步步紧逼。

從貿易制裁威脅、反傾銷訴訟、加征進口關稅,到“301條款”威脅、貿易保護條款威脅、政治與經濟手段脅迫、“超級301條款”威脅等,美國對日本反制措施層層升級,影響範圍也從産品、行業最終擴大至宏觀經濟。

三、日本應對日美貿易摩擦的措施選擇及其得失

面對美國反制措施不斷升級、影響範圍持續擴大,日本先後采取了自願出口限制、積極提振內需、制定過度寬松政策、擴大直接投資、堅持“科技立國”五項措施,對自身經濟發展帶來不同程度影響。

(一)自願出口限制雖積極促進産業升級,但喪失平等對話權

面對美國早期制裁壓力,日本自願實行出口限制,從企業、行業、國際貿易三方面形成積極促進作用,促進日本企業加快成本削減和技術提升以應對美國的高昂關稅,加快國內産業結構轉型,推動出口産品升級。日本的核心貿易産品逐步轉向運輸機械、電子機械、精密機械等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高新技術産業(見表2)。

出口控制同樣存在消極影響。對內,外銷不暢、內需不足導致産品積壓、産能過剩,順差收窄拉低經濟增速,日本實際GDP增速從20世紀60年代的9.3%降至20世紀70年代的4.5%;對外,屈于美國霸權會降低自身國際地位,喪失平等話語權,以致簽署諸多不利協議(《MOSS談判協議》等)。

(二)提振內需可有效維系經濟增長,但把握不當會導致政策過度寬松化,不利于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濟長期依賴外需。爲降低貿易摩擦影響,日本在1987年的《前川報告》中主動提出向內需主導型經濟轉變。積極的是,提振內需可有效彌補順差收窄導致的經濟增速放緩,維系經濟增長。消極的是,政府的不理智判斷致使濫用過度寬松的財政、貨幣政策,國內興起東京臨海港灣開發等房地産開發高潮,資産泡沫在財政、貨幣雙寬松環境下積累,不利于經濟長期健康發展。

(三)因決策失誤導致的過度寬松政策易引發通貨膨脹,壓縮未來政策刺激空間

《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大幅升值,4年內日元升值46%,但因政府錯誤估計日元升值對經濟的影響,導致寬松政策力度過大。一方面,引發通貨膨脹,國內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産及股票市場,疊加境外熱錢流入後,房地産等資産泡沫積聚;另一方面,收窄政策獨立性空間,加劇經濟不穩定性,加大金融風險,最終導致日本“失去的十年”。

(四)擴大對外投資有利于規避貿易摩擦、優化全球産業布局,但導致國內産業“空心化”,引發投資摩擦

隨著日元升值,日本馬自達、豐田等企業紛紛赴美投資設廠。1986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淨流量占當年GDP的70%。日本基于貿易替代效應和針對性産業轉移,有效規避貿易壁壘,開拓國際市場,優化全球産業布局,但引發國內外不穩定因素:在國內,制造業急劇萎縮,導致産業“空心化”,加大就業壓力,影響社會穩定;在國外,易激起國外企業、工會不滿,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三菱地産收購美國洛克菲勒中心大廈事件引起美國民族主義情緒反彈,引發投資摩擦。

(五)“科技立國”戰略推動日本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日本在摩擦導致的産能過剩、産品出口附加值較低等問題壓力下,提出由“貿易立國”轉向“科技立國”,研發費用占GDP比重自1981年起大幅提高(見圖1)。通過大力發展技術、知識密集型産業,有效促進企業産品創新,推動國內産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幅提升出口産品附加值和國際分工地位,推動日本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四、中美經貿摩擦的特征梳理與歸納

2018年美國對進口自我國的500億美元商品加征25%關稅,我國及時出台對應反制措施,中美經貿摩擦正式爆發,僅1年多時間已出現三輪關稅加征(見表3),摩擦全面升級。2020年1月15日,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涉及彙率、金融服務等方面。但縱觀國際間貿易摩擦的發展演變,貿易摩擦很難通過一項協議的簽署而徹底解決,應充分認識到中美經貿摩擦的複雜性、嚴峻性和長期性。

日美間具有相似意識形態,政治經濟關系緊密,美國對日貿易摩擦突出強調對其政治經濟控制。反觀中美,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和政治制度優越性顯現,美國等西方國家産生嚴重的戰略焦慮和擔憂,故中美經貿摩擦體現的是美國對我國的全面戰略遏制,具有行業更突出、措施更嚴苛、輻射更廣泛的特點。

(一)焦點行業更突出

三次清單中,美方重科技、輕農業,中方重農工、輕技術。中美與日美貿易往來特點不同,日美間貿易産業多具有競爭性,而中美間則具有互補性。美國主要針對我國高科技制造業、重工業,遏制我國高科技發展;而我國反制清單暫不涉及航天器、航空器等高技術行業,主要涵蓋機械、汽車等工業品和大豆等優勢農産品。

(二)制裁手段更嚴苛

美國制裁步步升級,相比日美間聚焦經濟層面,中美間已擴展至科技、投資、人才等方面。科技方面,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BIS)對前沿技術加以出口管制,包括生物技術、人工智能等,將華爲等我國高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投資方面,美國《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加強投資審查,重點針對我國27個核心高科技行業。人才方面,縮短留美學生簽證停留期限,限制華人在美任職等。

(三)國際輻射更廣泛

日美貿易摩擦期間,國際化生産網絡尚未健全,經貿往來簡單,世界其他經濟體受影響小。如今,國際生産分工體系日趨完善,各國深入參與全球價值鏈,區域間經貿合作深化,多邊經貿往來頻繁,中美兩個貿易大國間的摩擦將通過連鎖反應對全球産生深刻影響。

五、日美貿易摩擦的經驗借鑒與啓示

日美貿易摩擦曆史經驗表明,貿易摩擦是人爲破壞原有經濟秩序的結果,各國雖處在同一命運共同體,但仍需與霸權國家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長期鬥爭。日本加快出口産品升級、“科技立國”實現經濟結構轉型、提高産品附加值等經驗是值得學習的,而自願限制出口喪失平等對話權、實施過度寬松政策引發經濟不穩定性等教訓需要吸取。因此,立足中美現狀,揚長避短,提出以下建議:

(一)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平等對話,加強多層次的溝通交流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美經貿摩擦具有長期性、嚴峻性,關鍵要始終確保雙方平等對話。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秉承自由公平貿易原則,確保獨立性;又要加強與美國政商各界人士有效溝通,多層面談判化解貿易沖突。

(二)把握“提振內需+對外開放”的雙重驅動,確保政策的穩定性、適度性、獨立性

借鑒日本經驗,將內需提升的“內”動力與對外開放的“外”動力有機結合,將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貫穿其中,避免政策過度寬松引發穩定性風險。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淘汰落後産能,培育新經濟增長點。提高國內企業對本土産品的需求,加強産業聯動,完善供應鏈體系。全力推動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搭建高標准國際貿易平台,兼顧“引進來”和“走出去”,同時,以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爲抓手,加大對新興市場開拓力度。

(三)高度重視産業國際轉移,切實避免國內産業“空心化”

面對美國貿易壁壘,不宜盲目擴大産業轉移規模,應把握全球産業鏈發展新趨勢,統籌規劃我國在全球的産業布局,特別是要預防國內産業“空心化”,高度重視對外投資中國內産業轉移的規模及結構,重點關注核心技術、優勢産業的轉移情況,持續推動對內直接投資與産業轉入,彌補對外直接投資與産業轉出留下的産業空間。

(四)堅持“科技強國”,精准扶持核心産業

在應對中美經貿摩擦時,目光不能只局限于貿易領域,而要借鑒日本經驗,轉變思路,強化戰略思維,堅持走自主創新和國外引進相結合的高科技引領經濟發展之路,著力從體制完善、資本支持、人才引進、産品創新四個核心要素層面支持我國戰略性新興産業、高新技術産業成爲經濟發展的“新支柱”。

(五)在風險可控條件下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

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是我國更好地應對經貿摩擦的金融基礎。面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領域挑戰,要堅持底線思維,避免在國際壓力下過快實施金融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協調好本外幣政策,處理好內外部均衡,避免在彙率上做出重大讓步,保持人民幣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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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8日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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