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問題研究 理論研究

世界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與作用機制

胡小文

2021年02月03日 01:52

宋偉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從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始,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技術的進步和西方世界的興起造就了一個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在此之前,自然地理條件的分割造就了一些地區性的帝國體系,這些帝國體系之間雖然有著貿易往來,但是總體上處于自給自足的狀態。以英國爲代表的歐洲強國由于率先完成了工業革命,在制造業、交通和軍事技術等方面擁有了對于非西方世界的巨大優勢。正如馬克思所描述的:“資産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爲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一個全球性的、各國相互影響的國際體系的出現,是“世界政治”成爲一個有意義的學術概念的現實基礎。

在一個自由貿易的體系下,通過進入對方國家的市場以及增強對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影響力,西方國家打造了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之間存在密切互動的一種新的世界政治現實。這種現實,意味著存在某種“世界性的政治”,而不是簡單的“國家間政治”。一些政治理念成爲世界政治思潮,不僅影響到民族國家的成長與變革,也影響到國際秩序的發展和變遷。楊光斌指出:“真正把世界聯系起來並形成‘世界政治’,是以意識形態爲核心的某種政治思潮——由意識形態(包括宗教)理念驅動而形成的一種趨勢性的政治現象。”雖然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公共權力——世界政府,但是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發展變遷已經不再是能截然分開的兩個領域。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學者們的任務就是要將“世界政治”的理念變成一個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被認爲是兩個不同的領域,而國際關系理論和政治學理論在面對各自的解釋對象時也能夠證明自己的解釋力。那麽,世界政治理論的解釋對象和解釋意義又是什麽?我們能夠找到世界政治變遷背後某種統一的動力和作用機制嗎?這些就是本文要初步系統回答的問題。

一、世界政治理論:現有研究及其局限

诸如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这样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大师基本上将“世界政治”概念等同于国际关系。吉尔平的《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虽然标题使用了“世界政治”,但实际上正文中很少提到这一术语,即便提到这一术语,它也基本上是等同于国际政治的含义。吉尔平写道:“世界政治仍然是以政治实体的争斗为特征,它们在全球无政府状态下为权力、声望和财富而争斗。核武器并未改变不恰当的诉诸武力;经济相互依赖还不能保证合作将取代冲突;全球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取代国际无政府状态。”这种“世界政治”的概念并不具有独特的内涵,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研究路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研究路径。

相比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更愿意使用“世界政治”的提法,因为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说法强调的是国家的中心地位,而“世界政治”的提法则不包含这样的含义。诸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这样的学者就经常使用“世界政治”的概念,以表达全球化时代的跨国政治经济联系已经不再是以政治安全问题和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一书中,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一个“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的模式,以概括世界政治相对于传统的国际政治的性质变化:“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这样的世界: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在这样一种复合相互依赖的过程中,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和议题设置都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区别。国际组织、跨政府联系等成为日益重要的沟通渠道,经贸联系、环境保护、打击跨国犯罪等“低级政治”等问题不再处于边缘性的地位。王缉思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当代“世界政治”的特点做了类似的界定。他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在上述三个特点和趋势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很自然地观察到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基歐漢、王緝思等對當代世界政治新特點的描述是非常生動和有說服力的,屬于世界政治研究的第一種路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個人、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政府間國際組織等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討論的議題日益多樣。就算是吉爾平這樣的現實主義者也承認財富的分配是世界政治的一個主要論題。不過,這樣一種對于世界政治的特點描述也只能停留在一個描述的階段,因爲涉及的變量太多,不太可能說清楚世界政治的研究對象、核心概念和因果機制到底是什麽。因此,在構建新自由制度主義時,基歐漢又回到了國家中心主義,將研究的對象界定爲國家間關系,而將核心概念界定爲國際機制,從而建立起國際機制與國際體系穩定性之間的因果關系。對世界政治現實的簡化使得基歐漢的理論發展最終回到了國際關系理論,而不是發展出一種新的世界政治理論。

现有的各种“世界政治”研究中,第二种路径把“世界政治”界定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依据这些发展趋势总结出当代世界政治的一些基本特点。但是,他们所说的“世界政治”,主要涉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内部政治。“过去30年的世界政治发展轨迹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半期,政治自由化和经济市场化是世界政治变化的基本趋势,以至于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而在后半期,自由化和市场化受到新的考验和质疑。”类似地,福山认为:“世界政治的女性化已在过去10年里逐渐发生,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在所有发达国家,以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已赢得投票和参与政治的权利,并日益活跃地行使了这种权利。”正如王缉思和唐士其所强调的,虽然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但他们并不认为双方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这种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总结总体上还是一种对各国政治发展趋势的归纳性描述,而不是一种解释性的研究路径。

有關“世界政治”的第三種研究路徑的核心是考察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全球化促進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相互滲透增強,改變了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分離的狀態。美國學者曾經舉例說:“國際經濟關系對于國內經濟因素如稅收、通貨膨脹和金融政策等越來越敏感,反之亦然。美國與歐洲盟國的關系、美元在世界貨幣市場上的堅挺、美國的經濟地位及其在武器、技術和食品貿易上的政策,這一切都與美國國內有關赤字和預算平衡的政策有關。”的確,有許多學者研究了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的互動,但是並沒有發展出能夠同時解釋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某種統一的理論。如果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之間不存在一種普遍性的因果關系,那麽就無法依據這一路徑發展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學科理論。

双层博弈的分析框架或许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D.Putman)的“双层博弈”框架试图将国内结构、国际结构提供的机遇和制约、对外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系统整合起来。在国际谈判中,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让其他国家相信,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只能接受有限的结果,那么,这个国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增强。反过来,国际层面的博弈也可以影响到国内政治的互动。在经济相互依赖的时代,各种与外部世界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利用内外联合的方式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行为,从而使外部力量渗透到国内政治决策过程中。双层博弈理论在解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时可能比较适用,但是,它仍然只是分析框架,而不是具有核心概念和明确因果机制的理论。而且,在面向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决定的国内交通、卫生、教育、民政等领域时,双层博弈的框架就意义不大了。到目前为止,结合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努力,主要还是针对国家的外交政策,所发展出来的是外交政策理论而不是世界政治理论。

需要指出,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或政治學理論並不能充分回答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質與基本制度的變遷問題。例如,現實主義的霸權穩定論包含兩個中心命題:其一,世界政治中的秩序是由一個主導國家創立的;其二,國際秩序的維持需要霸權國家的存在。但是,不同的霸權國可能會建立不同類型的國際制度與秩序。如果不理解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産方式的變革、國家實力競爭和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那麽就不能理解爲什麽英國會致力于建設一種世界性的市場經濟而不是統治更大範圍的領土。技術的變革、人性渴望自由和平等所帶來的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對于自由國際秩序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類似地,雖然政治學理論可以告訴我們不同的國家制度設計可以從根本上決定國內的政治結果和國家興衰,但是它並不告訴我們不同國家的基本制度是從何而來的。要解答這些問題,必須考察科學技術進步以及生産力變革的推動作用,以及渴望自由與平等的人性訴求。僅僅有國際政治鬥爭或者國內政治鬥爭的理論是不充分的,我們需要理解不同社會群體爲什麽會支持不同的政治思想和制度設計。因此,世界政治理論的解釋對象是世界政治的基本運作方式,它包括根本動力、直接動力和作用機制三個方面,而不是解釋具體的國際政治結果和國內政治結果。

二、世界政治理論:新的研究路徑

世界政治的研究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路径,不过国际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这一新的研究路径不是简单地将各种问题领域联系在一起,或者探究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如何互动, 而是考察哪些因素能够同时影响到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发展,从而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从理论上真正统一起来。正如杨光斌所指出的,从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视野看,只有某种力量(行动单元)把地球意义上的“世界”联系起来、整合起来并形成一个关系密切的结构,自然地理的世界才能成为政治意义上的世界,或者说才有“世界政治”之说。如果我们能够发现这样一种力量以及它的作用机制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构建起一种世界政治理论。

王緝思曾經提出過類似的問題:“在這些現象和主題的背後,能否在不同時代、不同政治實體中發現共同的原始驅動力,在推動世界政治的發展?換言之,在政治研究中,能否找到所有國家、所有社會、所有文明載體都追求的、跨越時空的主題,即我所稱的‘終極政治目標’?”他說:“幾年來,我通過閱讀、國外考察、訪談和思考,發現安全、財富、自由、公正、信仰,是世界政治的五個永恒主題,也是五個終極目標。”當然,我們可能會有一些疑問:爲何所有的國家、所有的社會、所有的文明載體都會追求這五個方面的目標?王緝思指出:“全球化趨勢加強了各國政治的同一性和相互滲透,而信息化趨勢下的認同政治則突出了它們之間的區別和多樣性。各國政治都追求上述五大目標,但推進的重點、實現的方式和步驟會有很大不同。”這些論述對于本文的理論構建是具有啓發性的。

杨光斌对于世界政治理論研究的开创性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关键意义“联系”变量即政治思潮,由此建立了一个政治思潮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因果链条。他指出:“三百年来的全球政治史说明,政治思潮不但影响着世界政治变迁,也是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关系不可或缺的变量。那么政治思潮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呢?……第一步,国内需要催生的政治思想……第二步,中心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政治传播。产生了辩护性理论的国家往往是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国家,在实现自身全球性利益的同时也在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是国内经济再生产需要所产生的文化产品的国际化……第三步,成为国际性政治思潮。中心国家往往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国家,后来者或者学习者也容易向中心国家看齐……第四步,诱发国内秩序的变迁,改变世界秩序,塑造新的国际关系。政治思潮所诱发的国内秩序变迁,促使变迁国家或转型国家按照观念去站队,从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

楊光斌的研究思路對于本文所試圖闡述的理論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他將政治思潮作爲理解世界政治變遷的一個“聯系變量”是非常合理的,因爲政治思潮的興衰可以與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基本性質及基本制度的變遷之間建立直接的因果關系。馬克思指出:“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政治思潮”这一概念意味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或者国内政治中主导性的思想,而正是这些主导性的思想塑造了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即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与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可以被视为是一体两面的。某种政治思潮的兴起,意味着接受这种思潮的群体的壮大,也就意味着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从而最终会引发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的变迁。因此,政治思潮的兴衰和世界政治变迁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采用世界政治思潮而不是政治力量格局的概念作为关键性的联系变量,能够与世界政治的系统性、制度性变迁之间建立 更加直接和全面的因果关系,因为仅有力量格局并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最终会建立某种类型的国际制度或国内制度。以“政治思潮”的兴衰作为一个核心的切入点,我们的确可以比较好地理解推动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变革的直接动力。这种动力可能不是根本性的,因为政治思想的兴衰取决于技术的变革和人性的诉求,而其能否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潮则取决于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

依據這樣一種新的研究路徑來建構世界政治理論,並不是僅僅出于創造新理論、創造宏大理論的使命感或者熱情,而是的確需要這樣一種理論。世界政治理論並不排斥或者取代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政治學理論,而是試圖超越現有的這些理論,解釋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直接動力和作用機制。也就是說,世界政治理論的解釋對象並不是國際關系或者國內政治的一些具體結果,它瞄准的是世界政治基本性質、基本制度的變遷。

三、世界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

世界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是什麽?符合什麽樣的標准能夠成爲“根本動力”?我們可以借助曆史唯物主義對于世界曆史變遷的解釋而得到進一步的啓發。馬克思、恩格斯的曆史唯物主義對于世界曆史變遷的解釋指向的是生産力。“隨著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隨著生産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如果一種力量能夠成爲世界曆史變遷的根本動力,它應該能夠直接地影響到人類社會的生産方式、組織形式和基本的運作方式。這種動力應該是一種基礎性的、根源性的力量,屬于最根本的動力。

不过,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因素绝对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否认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极大的重要性:“历史方面的意识形态家”在“在每一科学领域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在讨论世界历史斗争的进程时,马克思、恩格斯甚至用了“决定”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法律、理论和宗教的作用:“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些法律、哲学、理论,本质上都属于“政治思想”,而不同政治思想的兴衰就成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 “政治思潮”,不仅影响到历史斗争的结果,而且在很多情况下 “决定了”斗争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强调了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但并不否认“世界政治思潮”这一直接动力对于世界历史变迁的重大作用。

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由于世界政治理论将世界政治思潮作为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 我们仍然希望更进一步,即除了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于不同政治思想的支撑以外,政治思想的出现和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否还存在更深层次的根本动力?我们认为,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的确会对政治思潮的兴衰以及不同群体的实力对比产生根本性的塑造作用,但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会从根本上影响到不同政治思想的出现及其兴衰?而且,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基本的命题,但是什么因素推动了生产力的革命性的进步,使得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封建主的社会进入资本家的社会?

本文借鉴了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对“世界国家”(World State)的研究。在他的研究中,无政府状态、暴力技术的发展和追求承认的斗争是推动国家间关系走向世界国家的根本动力。在温特的研究中,暴力技术的发展,将逐步使强国和弱国进行协调,改变原有的不平等承认的体系,最终迈向集体安全和世界国家,“如果大国坚持保留不对等承认,个人或小国就会继续争取承认的斗争。由于毁灭性越来越强大的武器的扩散,个人和小国使用暴力的能力也会增长,因此也就会越来越威胁到大国的安全。中小国家也有着联合的动机,合力‘制衡’大国”。温特的理论只是针对国际关系,而不包括国内政治,因此他强调无政府状态、暴力技术的因素。当我们试图建构一种同时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世界政治理论时,无政府状态的因素就不合适了,因为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的状态,而决定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的也不仅仅是暴力技术的发展,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技术革命。

塑造世界政治基本運作方式的第一種根本動力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尤其是大規模的技術革命。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技術的革命導致生産力的飛躍,從而決定性改變了世界曆史和世界政治的面貌。“人類物質文化的變化在過去的20年中比在此前500年中發生的變化都還要巨大。”隨著18世紀工業革命在英國等歐洲國家的發生和普及,機械化大生産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效率的手工制造業。隨著生産力的大幅提升,各國需要更多的商品市場和原料來源地,而使用蒸汽動力的火車和輪船等新式交通工具極大縮短了全球商業、人員流通的時間和空間距離。于是,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都開始出現了。技術革命導致不同社會階層、群體和國家的實力對比和利益格局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從而塑造了直接影響國際關系和國內政治的國際結構與國內結構。福山對于技術革命的根本動力作用也有過形象的描述:“機械化生産促使人們從鄉村來到了城市,並將做丈夫的跟他們的家人分離開來;而信息技術又使他們回到了鄉村,同時也把婦女推到了勞動力隊伍中。核心家庭隨著農業的創立而消失,隨著工業化的到來而重現,又隨著向後工業的過渡而開始崩潰。”

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还催生和支撑了不同的政治思想, 从而影响了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观念总是会不断地冒出来,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某种权力做支撑,观念就会逐渐消亡。康斯坦丁 (Constantine)认为基督教能够为他的利益服务,因而他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为康斯坦丁,其他的某种宗教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就可能获胜。”一方面,不同的技术变革造就不同的国际力量格局和国内力量格局,从而使得占有力量优势的群体能够把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思想传播开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并进而塑造相应的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正如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指出的:西方世界“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渗透力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另一方面,不同的技术变革本身也可能增强或者削弱某种政治思想的合法性和吸引力。在互联网的时代,个人、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渠道发出自己的声音,技术的进步也大大削弱了男性基于体力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导致个人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兴起,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变革。

塑造世界政治基本運作方式的第二種根本動力是追求承認的人性訴求。追求承認的人性不僅在不同的物質條件下催生了不同的政治思想,而且也推動了技術的革命和生産力的不斷進步。世界政治需要關注人性的訴求,因爲人是有思想、有欲望的動物。黑格爾在《曆史哲學講演錄》中指出:“我們對曆史的最初的一瞥,便使我們深信人類的行動都發生于他們的需要、他們的熱情、他們的興趣、他們的個性和才能,當然,這類的需要、熱情和興趣,便是一切行動的唯一的源泉。”那麽在人性的各種訴求中,什麽可能成爲世界政治變遷的一個基礎性、根源性的動力呢?楊光斌指出:“世界政治說到底是人的政治,人具有物質和精神兩大訴求,精神層面的訴求有時甚至大于物質層面,因此以精神爲本體論或研究單元的社會科學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

在國內政治層面,福山認爲,科學技術的進步滿足了人性中的“欲望”部分,而渴望承認則是推動世界曆史發展的另一個根本動力。對承認的追求導致不平等的體系和制度,也可能導致平等的體系和制度。不論在國際關系還是國內政治中,對承認的追求都意味著不同群體之間的權力鬥爭。但是,由于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和國家都渴望被承認,因此這種追求承認的鬥爭最終會導向自由、平等等爲基本特點的政治思潮和社會形式。福山認爲,“普遍承認人的尊嚴……的政治秩序……才能産生和平的國內和國際秩序。”在國際政治層面,溫特的研究強調了追求承認的鬥爭對于國際關系發展所具有的基礎性、根本性的意義。溫特從安全和人性兩個方面來探討追求認同爲什麽是一種根本動力,而且相比無政府狀態和暴力技術,人性訴求的作用是更具有本源性的,“在不對等承認結構中,那些沒有受到完全承認的行爲體會繼續奮鬥。所以,基于不對等承認的社會秩序,從長遠來看,必然是不穩定的秩序”。基于承認的鬥爭最終導向的是日益平等的國際體系。

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在世界政治变迁的历史过程中,表现为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潮不断强大,甚至走向极端。尽管还存在政治上的不同等级地位,但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律平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制度原则。基于自由主义的世界性市场经济带来了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包括重新塑造了许多国家的法律和意识形态,“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文化在市场和实验室里会带来创新和经济增长,社会规范领域里已充斥了此种个人主义的文化,它实际上已侵蚀了形形色色的权威,削弱了维系家庭、街坊和民族的纽带”。但是,一旦走向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多元主义,那么世界政治又会面临高度的不稳定,因为不存在领导性的国家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不存在主体性的群体来维持社会的稳定,从而导致世界政治的碎片化。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为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男女同性恋者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不爱国……他们否定国家认同、否定民族自豪感”。这一点,在当前美国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潮流中得到了非常典型的佐证。

綜上所述,科技進步和人性訴求構成了推動世界政治發展的兩大根本動力,這兩大動力最核心和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技術的革命和追求承認的鬥爭。科技進步會從根本上改變世界政治體系中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産生、加強或者削弱特定的人性訴求和政治思想;而根植于人性的追求承認的鬥爭,也會不斷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産生、加強或者削弱特定的技術革命和政治思想。本文並不試圖對科技進步和人性訴求兩者何者更爲重要做出判斷,也不試圖進一步倒推科學技術的革命和追求承認的渴望究竟來源于什麽,而側重說明它們構成了推動政治思潮興衰和國際國內政治鬥爭的根本動力。

四、世界政治變遷的作用機制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追求承认的斗争产生、加强和削弱不同的政治思潮,同时也塑造了国际关系 和国内政治中的力量格局,但是,不同政治思潮的兴衰,以及政治思潮如何转化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中的基本制度,对它们的完整解释,还有待于提出相应的作用机制。在现实中,不同国家、不同区域某种政治思潮的兴衰,其决定因素也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并不妨碍提出一些主要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

基于上面的研究,世界政治理論中的因果鏈條大體上可以歸納如下:科技進步和人性訴求作爲根本動力和主要自變量,世界政治思潮的興衰作爲直接動力和中間變量(聯系變量),世界政治基本性質和基本制度的變遷作爲因變量。因此,本文論述的邏輯在于:科技進步和人性訴求的根本動力,通過國際政治鬥爭和國內政治鬥爭的作用機制,塑造了政治思潮的興衰,最終塑造了世界政治的基本運作方式。也就是說,國際政治鬥爭和國內政治鬥爭構成了貫穿世界政治思潮興衰與世界政治變遷的兩個基本的機制。在政治鬥爭中獲勝的群體,最終能夠將自己的政治思想轉化爲國際制度和國內制度,從而建立起一套更有利于本群體的秩序規範。以自由貿易秩序的建立爲例,吉爾平指出,工業革命以後,雖然大多數國家都肯定能從世界性市場經濟的運作中獲益,然而效率較高和技術上較先進的經濟發達國家卻能比其他國家獲益更多,它們享受著更高的利潤率和更有利的貿易條件。“由于這一原因,現代占統治地位的經濟(以及軍事)強國(19世紀的大不列顛和20世紀的美國)承擔了組織和捍衛世界性市場經濟的責任。它們倡導自由貿易,提供投資資本,提供國際貨幣。實際上,它們提供了發揮世界市場效率所必需的公共利益,因爲它們這樣做是有利可圖的。”那麽問題是,影響世界政治思潮興衰以及將這種興衰傳遞爲世界政治變遷的國際政治鬥爭和國內政治鬥爭是什麽樣的作用機制?

在討論世界曆史的變遷時,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所謂“合力理論”:“曆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産生出來的……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産生出一個合力,即曆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做一個作爲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産物。”合力理論是對世界曆史發展過程中各種動力、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種生動描述。我們希望更進一步,這些平行四邊形大概存在哪些基本的規律?世界政治思潮的興衰與政治力量格局的變化可以被視爲是一體兩面的。在結構性因素已經基本確定的情況下,我們關注的就是互動的過程。楊光斌的研究提到了一些作用機制,例如主導國家的倡導、傳播。在現有的國際關系理論中,也有一些關于國際政治互動機制的總結。基于以上這些研究,本文將國際政治鬥爭和國內政治鬥爭的過程概括爲三種作用機制:實力壓制、學習內化以及政治妥協。不同政治思潮的興衰及其如何轉化爲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質和基本制度,大體上是圍繞著這三個作用機制而展開的。

首先是实力压制的机制,即主导群体依靠自身的实力优势压制其他群体,推广某种思潮和相应制度安排。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塑造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基于自身的利益,它们会倾向于支持某种类型的政治思潮,例如工业资本家希望能够有自由贸易、打破各种市场壁垒。主导群体由于具有财富、人数等方面的优势,在国内可以通过广泛的宣传、选举、法律规定乃至暴力冲突等具体的方式,将本群体所支持的政治思想转变为主导思想,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主导群体,并不仅仅限于国内群体,全球性或者区域性的外部力量同样有可能深入国内政治之中,从而推广自己的思想、甚至建立傀儡政权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国际关系中,主导国家同样可以通过军事干涉、威胁使用武力、提供援助或进行制裁、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等方式,对持有不同政治思想和国际制度理念的国家进行打压,从而实现所谓的“霸权稳定”和霸权秩序。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说:“国际经济和货币体系需要有领导,起领导作用的将是这样的国家,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准备按照国内所认可的一套系统的规则,为其他国家确立行为准则,力求其他国家遵循的那些准则,为该体系承担超过应有份额的负担,特别是,在该体系处于逆境的时候,通过接受该体系的过剩商品,维持投资资本的流量和将它的商业票据贴现等措施,来支持该体系。”

其次是学习内化的机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自助体系意味着“落后就要挨打”。因此,为了避免在竞争中落后,国家总是尽可能向体系中最强大的领先者学习,包括其技术思想和社会制度。这一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由于具有先进武器的国家在战争中占据优势,其他国家就会效仿,结果将保证基本安全所需要的军事技术水准不断推向新的高度。”美国际关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把国家的社会化定义为其他国家领导人内化霸权国倡导的规范和价值观的过程,这使得由其他国家接受霸权国的领导地位。不仅在国际关系层面,在国内政治层面,学习内化也是一种十分普遍的作用机制,使得一些政治思想传播开来,并塑造了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制度安排。虽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安全压力,但是国内的社会群体仍然面临着生存压力和生活压力。正如肯尼思· 华尔兹(Keneth Waltz)所指出的:“没有人告诉某一学校或城镇里的青年在穿着上要彼此相似,但事实上却往往如此,尽管他们的父母通常都会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英雄和领袖出现并被广为效仿……社会化使团体的成员遵从团体的规范。”社会化的过程就是规范传播和内化的过程。规范的内化强调一种主体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行动中的自觉或事后的忏悔或内疚。不同的个人、社会群体和国家都会参与学习内化的作用机制之中,从而导致不同的政治思潮的兴衰和世界政治基本运作方式的变迁。

最后是政治妥协的机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导群体并不能完全压制持不同政治思想的其他群体,而其他群体也未必愿意完全的社会化,从而导致自身独特身份的丧失。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社会群体和国家群体之间的妥协就是非常常见的事情。不管是在国内政治层面,还是国际关系层面, 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具有妥协性的制度、规范。虽然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不得不在福利国家和自由市场经济中维持一个艰难的平衡,“社会福利国家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市场上赢家和输家的差距,但它今天在追求这一目标时却必须能够证明,这将提高或不影响民族经济的生产率”。类似地,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等关键性的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制度体系显然是一种大国和中小国家妥协的结果。虽然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从而使得它们的影响力超过其他非常任理事国,但是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大多数国际制度中,所采用的是一国一票或者协商决策的方式,从而大大限制了大国主导这些国际制度的能力。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国际组织往往是适合弱国的组织结构。联合国体系的一国一票制有利于弱小国家结盟。国际组织的秘书处也往往迎合第三世界的需求。而且,国际组织的实质性规范大多是过去多年间形成的,它们强调社会公平、经济公平和国家平等。”因此,在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量的政治妥协的案例。

五、小結

如果想要发展出一种世界政治理论,那么世界政治体系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工业革命以来,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赖和紧密联系,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也日益增强。所有这些都为世界政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日益坚实的现实基础。世界政治的行为体纷繁复杂,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但是,仅有这些对世界政治现实的描述是不够的,仅仅总结出各国政治发展的相似性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能够解释两个子领域内部的具体政治结果,因此并不需要抛弃这两种理论,但是,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政治学理论的确都无法解释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基本制度的变迁。尽管国际关系是无政府状态,国内政治是有政府状态,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许多基本方面都呈现相似的发展趋势和制度变迁。提出一种合理的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径,我们需要观察到能够同时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运作、使之日益交融的那些根本力量和作用机制,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综合分析的层次。双层博弈分析并不是一种理论,不包含理论所需要的核心概念和因果机制。

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是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政治的合适切入点。原因在于,世界政治思潮的兴衰和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一体两面的,一种兴盛的政治思潮能够得到更多群体的支持,从而逐步塑造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与基本制度。政治思潮的影响并不限于国内层次或国际层次,诸如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一些世界政治思潮,都同时改变了许多地区的国家间关系和国内政治。不同的政治思潮代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安排,与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系统性、制度性变化之间可以建立起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世界政治思潮是一种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连接起来的共同力量、联系变量,是推动世界政治变迁的直接动力。但是,是什么因素催生和塑造了不同政治思潮的兴衰?不同的政治思潮是如何转化为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我们认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追求承认的人性诉求是世界政治变迁的根本动力,它们催生新的政治思想, 塑造新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并推动不同的群体通过政治斗争最终建构不同的政治体系。世界政治变迁的作用机制是国际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斗争,具体表现为实力压制、学习内化和政治妥协这三种互动的模式。归纳起来,本文所提出的世界政治理论中,科技进步和人性诉求是自变量、根本动力,政治思潮的兴衰是中间变量、关键性的联结点,而世界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基本性质和基本制度)是被解释的因变量。

本文所闡述的世界政治理論只是一個初步的系統架構,還有許多需要深入去厘清和實證的地方,例如追求承認的人性訴求爲何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導致不同的政治思想,實力壓制、學習內化和政治妥協三種機制在現實中是否以及如何同時發揮作用,以及如何評估業已成型的主導政治思潮和世界政治制度對于技術變革和承認追求的抵抗作用。筆者在本文中沒有做專門的案例研究,但是針對自由貿易制度、民族國家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等基本制度的研究,將有助于進一步完善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框架,並發現其中的問題和不足。這也是進一步的研究任務。


]]>

2021年02月03日 09:35
831
美國民衆還在等待“種族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