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問題研究 理論研究

關系性安全與東盟的實踐

胡小文

2021年02月18日 02:13

季玲
《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9期

一、引言

成立50多年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展成为与欧洲联盟(欧盟)并驾齐驱但却有着深刻差异的地区组织典范。近十多年来,欧盟的一体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迁延多年的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以及英国退欧给欧盟的团结与凝聚力带来沉重打击,欧盟一体化模式备受质疑。而曾被当作欧洲一体化“亚洲翻版”的东盟却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2015年年底,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布成立,同年召开的东盟峰会通过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愿景文件,东盟共同体建设跨入新阶段。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将东盟的成功称为“东盟奇迹”,认为东盟为地区带来的是长久的和平和可见的繁荣,是“有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1)两大区域合作模式近年来的发展境遇形成了强烈对比,东盟不同寻常的安全实践再次吸引了全球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关注。

但東盟構建的“有彈性的和平生態系統”仍然是一個沒能得到充分解釋的“奇迹”:東盟是如何建構起一個維持長期和平的地區安全生態系統的?其彈性和靈活性安全行爲背後遵循著什麽樣的邏輯?冷戰結束至今,關于東盟地區安全機制及其作用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近30年來,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關于東盟安全實踐爭論的一個焦點就是東盟是否建成“安全共同體”。(2)根據現實主義的觀點,在自助的無政府國際體系中,生存是國家的首要關注,合作是有限和暫時的,國家之間的軍事競爭與沖突不可避免,不使用武力的預期以及長期利益的趨同都是不現實的。(3)因此,現實主義學者認爲冷戰時期東盟的安全合作之所以可能,是因爲東盟國家面臨著共同的敵人或威脅,其本質是東盟國家爲了維持地區均勢而采取的政治外交合作;一旦共同的敵人消失、權力均勢被打破,東南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必將不複存在。(4)據此,在現實主義邏輯中,東南亞地區長期和平的安全生態是不可解釋的。

建构主义用“安全共同体”来描述和解释东盟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建构作用。建立在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和迈克尔·巴涅特(Michael Barnett)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研究路径的基础上,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通过规范内化和集体身份建构,东盟成员国之间已经形成和平解决争端的可靠预期,成为一个“初级的安全共同体”。(5)然而,对建构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正是集中于规范内化和身份建构等关键环节上,比如东盟国家遵守规范的行为到底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权衡还是身份内化的适当性考虑,(6)东盟的建立是出于对民族国家认同的维护还是对地区集体认同的追求,(7)东盟成员国是否放弃了针对其他成员国的战争准备以及成员国之间所爆发的局部战争是否可以被看作东盟不存在“非战安全共同体”的例证。(8)拉夫·艾莫斯(Ralf Emmers)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剖析揭示出这一西方概念在理解东盟安全实践中的局限性。根据阿德勒和巴涅特对安全共同体概念的阐释,成员具有共享的身份、价值观和意义是安全共同体最重要特征之一。(9)只有在同质性基础上,成员国的长期利益才能真正趋同,安全共同体成员间才具有互惠和信任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安全共同体”概念背后的这一假定,艾莫斯认为,东盟成员国间具有不同甚至冲突的国家利益,只能采取冲突避免而不是冲突解决的安全路径,这是东盟成员国间信任缺失的表现。艾莫斯据此否定东盟国家间已建立起安全共同体的论断,并否认未来东盟建立安全共同体的可能性。(10)可见,安全共同体也并非理解和解释东盟安全实践的恰当视角。

国际关系理論研究的“实践转向”为理解东盟长期和平提供了新的理论选择。实践理论集中批判行为体对理性“表象知识”的偏好,指出这是人类知识体系离行为实践越来越远的根源,强调人类知识体系中“实践知识”的重要性。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依赖反思性理性施动的“因果逻辑”和“适当性逻辑”相对,实践理论强调用非反思性施动的“习惯性逻辑”来解释行为体的行为。(11)实践理论被运用到东南亚安全研究中,以解释现有理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东盟安全实践的延续性。比如冷战后东盟虽然对其制度目标和非正式制度进行了变革,但仍坚守冷战期间形成的正式安全制度;东盟成员间虽偶有军事冲突发生,但仍然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实践理论指出,这是因为冷战期间东盟成员国的互动实践形成了具有自明特性的“东盟理性”或“习惯倾向”,框定了东盟各成员国所能选择的行为选项。(12)虽然强调行为体的非反思性施动和习惯性逻辑部分地解释了东盟国家维系和平的长期倾向性和稳定性,但囿于对非反思性施动的关注,实践理论无法解释东盟和平生态系统的弹性以及东盟各国基于各自不同利益考虑的政策灵活性。“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意味着对维持长期和总体和平的期待以及对各国利益和现实需求多样性的包容,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理解“弹性的和平生态系统”的关键。

东盟成功避免了安全困境,进而构建长期和平的地区安全生态,为多样性、非同质以及存在利益差异乃至冲突的国家间实现长期和平提供了经验证明。要理解这一现象,需要超越传统的实体主义思维和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国际安全研究的桎梏。本文借鉴国际关系理論研究中“关系转向”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关系主义思维出发重新认识国际安全问题,提出“关系性安全”(13)的概念与分析框架,为突破传统安全认识论悖论,理解在多样性、差异性前提下实现长期和平的安全实践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下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分析国际安全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三大认识论悖论及其实体主义思维根源为切入点,运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关系主义研究成果,尤其是借鉴秦亚青和赵汀阳关于共在存在、关系性身份和关系理性等基本假设,建立关系性安全的分析框架,用以诠释多样互系现实中的关系性安全目标、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以及关系理性逻辑下的安全行为。第二部分运用关系性安全视角观察东盟安全实践,以重要文件文本、亲历者述评和相关文献观点为依据与参照,考察东盟安全实践是否遵循了关系性身份确认的安全路径及其对地区安全生态演变的作用,以及东盟安全行为是否遵循了关系理性的逻辑从而呈现出灵活多元的特征。第三部分是结论,指出了本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關系主義思維與關系性安全

安全概念與認識論緊密相連。(14)如何認識國際安全問題決定了國際安全研究與實踐的目標、路徑與成效。東盟安全實踐遭遇的“解釋困境”反映了現有國際關系理論在認識國際安全問題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其根源在于實體主義思維與安全關系性之間的張力。要理解和解釋東盟安全實踐,需要運用關系主義思維破解安全認識上的實體主義思維和個體主義方法論,並在此基礎上重構國際安全的認知框架。

(一)國際安全研究的認識論局限性及其實體主義思維根源

安全困境是安全研究中的经典命题。1950年约翰·赫兹(John H.Herz)将安全困境描述为:在无政府社会中,由于人们无法有效传达并让他人相信其和平意图,为了避免被他人攻击、支配、主导或是消灭,人们通过获取更多的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这反过来加重了其他人的不安全感,从而也努力获取更多的权力,安全困境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安全与权力积累的恶性循环。(15)这个经典叙述折射出对国际安全问题的传统认识存在着三个重要悖论。

第一,安全存在的关系性和安全利益界定的孤立性。一方面,安全问题的出现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一个被推定为具有恶意的他者,安全就不构成一个问题;安全最终要在与他者的互动过程中获得实现,且取决于他者的安全感,当他者感到不安全时,行为体对安全的追求是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可见,安全问题的产生和安全的实现内嵌于彼此动态关系中,即安全是关系性的。(16)另一方面,行为体追求的安全利益却是孤立和排他的,行为体期望单方面地消除不确定性,实现绝对且排他的安全利益,他者的意愿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是被无视的。第二,安全问题产生的物理与心理双维度和安全实现路径的单维度。早在20世纪50年代,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就指出安全具有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17)在分析安全困境形成的原因时,赫兹也指出他者意图的不确定性及其产生的焦虑才最终导致人们处于困境之中。(18)但不论是现实安全行为还是安全研究,行为体心理层面的安全需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作为物理维度理所当然的副产品。第三,行为决策的个体理性和行为结果的非理性。寻求安全的行为体被假定为理性人,根据手段—目标的理性计算,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实现目标的政策方案。(19)个体理性则意味着每个人都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但在安全问题中,个体理性不足以保证和平与安全,反而会增加敌意和风险,最终导致了安全困境的产生,所有人的安全利益都受到损害,即行为结果呈现出非理性特征。

虽然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对安全困境是否必然产生、能否得以缓解持不同意见,但对国际安全问题的认识都没有克服上述三大悖论。首先,三大理论流派都遵循个体理性的原则。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所倡导的因果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属于工具理性,建构主义理论提出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属于价值理性,但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本质上都是个体理性。(20)其次,与个体理性相关,在安全利益的界定上,三大理论流派的出发点都是假设个体利益具有潜在冲突性。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安全利益是绝对排他的零和性质;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个体利益虽然具有潜在冲突性,但可以通过制度沟通信息、提高背叛成本而促进合作,但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利益计算最终会因相对收益的不平衡而削弱制度的有效性;(21)建构主义则认为可以通过建立集体身份消除“我他差异”来实现个体利益的同一,(22)这实际上是对个体利益潜在冲突性的另一种注脚。最后,主流理论都或多或少地忽略心理安全的独立性及其与物理安全的交互影响。现实主义将恐惧和焦虑当作物质实力消长的伴随物,制度主义则认为信息交流会自动降低不确定,而建构主义消除差异性基础上的集体身份构建实际上忽视了行为体的身份安全需求,在实际经验中反而可能引发焦虑、恐惧等消极情感体验。(23)

國際安全研究認識論上的局限性體現了西方傳統的實體主義思維和與之相關的個體主義方法論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影響。在實體主義思維下,世界被看成是由具有不同本質、獨立自在的實體所構成,這些實體是預先存在的,其本質屬性不爲互動過程所改變,其利益是預先給定的,由個體生存發展需求內在地、獨立地界定。實體主義思維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直接影響就是個體主義方法論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理性選擇理論、規範內化的研究路徑乃至結構主義的社會、體系等概念都是個體主義研究路徑的體現。(24)不論是對安全利益的孤立界定,還是個體主義的理性決策,乃至對情感心理的忽視都或多或少體現了這種實體主義思維和個體主義方法論,而這種個體主義視角又與國際安全相互依賴的關系性質之間存在無法調和的矛盾。因此,要突破安全困境産生的認識論悖論,更好地理解和促進國際政治中的和平與持久安全,“就必須從根本處著手,必須顛覆個體原則的世界觀從而改變人類思想和行爲方式”。(25)

(二)關系主義思維與關系性安全

關系性安全建立在關系主義思維對國際安全問題認識的基礎上。20世紀末以來,受西方關系社會學影響,國際關系學界開始出現反實體重關系、反本質重過程的關系主義研究萌芽。(26)近年來,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界的關系主義研究得到進一步發展,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關系主義學者開展跨文化交流與對話,推動形成全球關系主義研究議程。(27)本文主要借鑒以秦亞青、趙汀陽爲代表的中國學術界關系主義研究成果,尤其是秦亞青提出的“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以下簡稱“關系理論”)。(28)以兩位學者關于共在存在、關系性身份以及關系理性的論述爲依據,本文提出關系性安全關于安全目標、實現路徑以及行爲邏輯的假設。

1.共在存在、關系性身份與關系視角下的國際安全

關系理論建立在對“世界是如何構成的”這一本體論問題進行反思的基礎上,體現的是從“關系的角度去思考”而不僅僅是“思考關系”的思維方式。與實體主義相對,關系理論假定世界充滿連續的事件和流動的關系,而不是孤立的個體和靜止的物體。在關系性社會世界裏,個體不是相互獨立且外在于環境、具有各自不同本質屬性的實體,而是置身于複雜關系整體中的關系者,這種關系整體界定了個體存在的意義,並指引著他們采取具有某種意義的行爲,也賦予其管理和編織關系網絡的能力。(29)此外,關系也不是個體存在的外在聯系。社會中的個體通過“做事”,在創造了“我在”的同時,也創造我與他人的共在,即關系和這個關系性社會世界。(30)

共在存在與關系性身份是關系理論的兩個核心假設。關系理論認爲,在社會世界中,所有的行爲體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且只能是與他者、與總體關系環境共存。行爲體不具有預先給定的本質屬性,而是在與他人和環境互動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和重塑自我,同時也不斷影響與塑造關系他者與總體關系環境。這種個體與他者、個體與總體環境的相互塑造過程,使得共在呈現出多樣但具有內在統一性的生成性特征。在這樣的共在環境中,行爲體的身份是以關系來界定的,是在關系中塑造和發展的,這就是行爲體的關系性身份。主流建構主義將行爲體的身份分爲兩類:一類是團體身份,是自組織的,由行爲體的特性內在建構;另一類是社會身份,是行爲體從他者的視角出發賦予自身的一組意義。(31)他者的意義不在于他者的存在本身,他者和社會情境僅僅被當作證實和確認自我內部核心的資源,自我仍然是“獨立的自我”。(32)在關系理論中,內在的自我與外在的自我統一于關系性身份之中,行爲體與他者、與社會環境的關系本身就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

共在存在和關系性身份對于認識國際安全問題具有兩方面意義:一是關系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個體存在的外在附屬品,維系和優化關系環境成爲行爲體的安全目標。行爲體的存在及其身份內在于和形成于關系之中,因此個體與他者關系越好,就越適于生存,總體關系環境越和諧,就越易于繁榮。(33)二是他者存在本身成爲目的,而不是維系自我存在的手段,與他者的共享利益才是最大可及利益。在“獨立的自我”心理認知中,爲了滿足自我激勵和自尊這一基本需求,差異化的他者往往被賦予消極意義,因而自我與他者的利益常常處于沖突之中;(34)關系性身份是“相互依賴的自我”,他者是形成自我、確認自我的源泉,他者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滿足他者需求、願望和目標是實現自我目標的重要條件。(35)因此,只有在增進自我利益的同時也使得他者利益得到增進,才是真正可及的最大利益。(36)優化共在關系、追求共享利益是關系性身份的內在要求,關系性安全概念據此提出安全目標與安全路徑的基本假設。

2.行爲體的能動性、關系理性與關系性安全行爲

維系和優化共在關系、追求共享利益依賴行爲體的能動性和關系理性。關系理論認爲,關系中的行爲體即關系者能夠意識到共在的現實,了解其存在依賴于與他者的聯通,理解其行爲取決于與他者的關系,其利益的最佳實現途徑是通過維系社會關系和共同努力。關系者是積極的能動者,能有目的地利用關系和關系環境來增進自我利益。(37)與此同時,關系總是傾向于變動的,關系的變化總是伴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並孕育新的實踐,關系者的能動性從而被賦予了創造性的內在品質。相反,在傳統國際關系理論倡導的“結構選擇”“制度選擇”或“文化選擇”“規範遵循”等行爲邏輯中,行爲體依既定邏輯和規則行事,缺少反身性、靈活性和創造性。黃秋瓊和石之瑜在描述關系平衡與權力平衡的區別時,對行爲體的能動性在兩種機制中的差異做了富有啓發意義的描述,指出關系平衡機制允許行爲體在滿足各個不同關系要求的政策選項中做出選擇,從而發揮它們的能動性並且因此而承擔其選擇帶來的後果,而“權力平衡典型地將結構視爲終極制約,使得人類的選擇充其量只是個虛假的過程”。(38)

关系行为体的能动性是在关系网络中孕育并实现的,其能动实践须遵循关系性逻辑,即关系理性。秦亚青强调,只有以关系性界定的理性才具有重要意义,在明确了自我与他者不断演进的关系是何种性质之前,行动者对行为是否是理性的感知是有限的。(39)赵汀阳认为,不遵循关系性逻辑的个体主义理性实际上是非理性。未来是由互动关系决定的,充分的理性必须是在互动中仍然普遍有效的理性,换言之,当未来的互动性被计算为一个变量而仍然能够保证安全最大化和利益积累最大化时,才是充分的理性。(40)秦亚青和赵汀阳都强调情感因素在关系性逻辑中的重要作用,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将情感作为关系核心要素的倾向。(41)实际上,西方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已证明,没有情感的存在,人将失去协调、计划和决策的能力,理性决策不仅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还必须要有情绪和感受的支持。(42)这就意味着,缺乏与他者共情的理性不是真正的理性,甚至是误导人类行为的非理性。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所说的“霍布斯式恐惧”的奇怪特征是缺乏共情的典型表现,即你自己可以生动地感觉到你对其他人所怀有的巨大恐惧,但是你却不能领会其他人对你的恐惧反应,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要如此紧张。(43)因此,共情是具备尊重他者和理解他者权利不应被侵犯的能力。缺乏共情,我们不能理解他者的信念和感受,也不能理解他人如何理解和感受我们的行为,在国际关系中会引起错误知觉,导致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44)

簡言之,關系理性描述的是一個建立在共在關系的基礎上,從身份關系判斷出發,綜合考慮行爲的未來性和互動性的共情與推理過程。遵循關系理性的關系性安全行爲包括但不限于四個方面的特征:第一,追求最優的共在關系和共享利益,即無人被排擠的普遍受惠關系。爲了維系並優化共在關系,追求共享利益,行爲體可以暫時放棄或延遲追求單邊利益或少數國家的集體利益。第二,遵循關系選擇原則。與互動中他者的身份關系越親密、互動中的他者越重要,行爲體越會優先考慮維系和發展這些關系,有時會犧牲或延緩其他關系及關系中的利益。第三,關注未來長期收益。爲了維護關系的長期穩定,行爲體可以暫時放棄或延遲滿足某些短期利益,黃秋瓊與石之瑜的“關系平衡”就建立在關系性行爲的這一重要特征基礎之上。第四,貫穿上述行爲特征並使之得以可能的是共情原則,行爲體在互動中會遵循一定的情感原則和規範。總之,關系性安全行爲是基于共情與推理能力的判斷、權衡和選擇的過程,高度依賴行爲體的能動性和創造性並遵循非線性、非決定性的行爲邏輯。

3.關系性身份確認、可持續安全生態與關系性安全的路徑與目標

关系性身份不断确认的过程是关系性安全的实现过程,体现了培育本体安全和增进物理安全的统一。本体安全指的是“存在安全(security as being)”,是一种主体间心理层面的安全,与“生存安全(security as survival)”或“物理安全(physical safety)”相对。本体安全强调所有的政治主体都需要维持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自我叙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此本体安全和物理安全一样是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基本安全需求。(45)当行为体的本体安全遭到威胁时,行为体会体验到严重的焦虑情绪,进而丧失行动能力或是激发暴力行为。本体不安全可以来自深刻的不确定性,(46)也可以源于自我叙事得不到他者的确认。(47)关系性身份确认为消除这种身份和存在的焦虑提供了重要机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述本体安全状态时一个重要的参照就是健康的基本信任系统。基本信任系统是朝向他人、他物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情感—认知符合导向模式,健康的基本信任系统来源于行为体自我意识形成早期与重要他者亲密关系的水平与稳定性。(48)在关系性身份中,行为体的自我叙事总是在关系中产生并发展变化,共在和相互依赖的存在是行为体建立自我叙事的基础,也是自我叙事得以成功的条件。共在关系确保了身份确认过程的延续,意味着自我叙事总是得到关系中他者的确认,这不仅缓解了行为体面对未来的深刻不确定性,也是行为体间通向稳定亲密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关系性身份的确认过程就是本体安全的培育过程。

本体安全以多种方式影响物理安全,可持续安全生态是本体安全与物理安全的统一。詹妮弗·米岑(Jennifer Mitzen)借用吉登斯的基本信任概念,指出具有健康基本信任的行为体能创造性地应对变化和不确定性,从而使个体得以顺利度过危机与高风险时期。相反,一旦行为体的基本信任系统不健康或者是功能失调时,为抵御本体不安全带来的焦虑,行为体很可能盲目和僵化遵从习俗或惯例,哪怕是诸如安全困境这样的冲突惯例。(49)本体安全对物理安全的影响不限于此,巴哈·鲁梅利利(Bahar Rumelili)在其研究中指出,本体不安全会强化行为体对外界的总体威胁感知,这种情况下行为体不仅会将他者当作异己,而且更容易将其视为威胁,从而加剧物理不安全。此外,本体不安全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情境,方便政治行为体动员和操纵这些不信任和不确定性,并将其转变为事关生存的物理威胁,造成物理安全状态的不稳定。(50)因此,在鲁梅利利看来,可持续安全生态是本体安全和物理安全的相互支持和统一,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行为体通过将自己与重要他者相区分来维系自我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但同时又不将特定他者当作迫在眉睫的伤害和危险。(51)关系性身份以维系和优化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为基本特征,这正是鲁梅利利所需要的维系可持续安全生态的条件。

簡言之,關系性安全關注的是本體安全與物理安全相統一的可持續安全生態,這是關系性安全邏輯的可及目標。以共在和共享利益爲基礎的關系性身份爲實現可持續安全生態提供了可能,互動過程中關系性身份的持續確認,即以關系爲目的、建立和優化共在關系,以他者爲目的、追求共享安全利益,是建立和維系可持續安全生態的過程,也是關系性安全的實現路徑。關系性安全路徑的實現依賴關系者基于關系理性的能動性和創造性。關系環境的流動性以及個體與關系環境的二元互構決定了關系理性原則下的安全行爲表現出多樣和靈活的特征。總之,在關系性安全概念中,國際安全的關系性和安全利益的共享性實現了統一,安全問題的心理維度與物理維度實現了統一,行爲決策的關系理性也導向最終符合所有行爲體安全利益的理性結果。因此,關系性安全從理論上克服了傳統安全認識的三大悖論。雖然關系性安全邏輯不如傳統的權力邏輯、制度邏輯乃至規範、文化邏輯來得簡約,但關系性安全所具有的非線性、開放性特征更爲貼近高度複雜多變的國際政治與安全現實,爲理解長期和平與短期利益沖突的彈性安全生態以及多種行爲邏輯靈活共存的現實提供了理論框架。關系性安全總體框架如圖1所示。

  

  图1 关系性安全理论框架

  資料來源:筆者自制。

三、東盟的關系性安全實踐

關系性安全爲理解東盟安全實踐以及現有東盟安全研究中的經驗困惑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視角。下文將以重要文件文本、親曆者述評以及相關文獻觀點作爲依據和參照,分別對東盟安全實踐的曆史進程、東盟重大安全戰略和具體安全事務中的行爲決策進行觀察和描述,以期回答兩個問題:一是東盟安全實踐及結果是否符合關系性安全的身份確認路徑,二是東盟安全行爲決策與行爲特征是否體現了關系理性原則。

(一)關系性身份確認與地區安全生態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面临严峻的存在危机及生存威胁。一方面,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与军事力量弱小,整合国内多种族、多文化群体的政治认同以及处理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领土、种族矛盾任务艰巨;另一方面,随着旧殖民主义势力退出和冷战阵营的形成,区域外大国在本地区展开新一轮竞争与角逐,地区国家生存环境面临新的巨大不确定性。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成立,胸怀“大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梦想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Bung Sukarno)拒绝予以承认。身份认同冲突及大国的可能卷入带来的本体不安全感被印尼领导人利用,马来西亚联邦被建构成新殖民主义的产物,“不仅构成对印度尼西亚的包围和威胁,而且是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实现战争阴谋的帮手”。(52)印尼对马来西亚发动了长达3年多的“对抗(konfrontasi)”,极大地恶化了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东南亚国家意识到,确立地区国家间以及与区域外大国的相处之道是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当务之急。

这样的时机随着苏加诺的下台而到来。1967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在曼谷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布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从其名称来看,创立者特意加上了“nations”,以区别于之前夭折的东南亚联盟,强调这是一个民族国家间的联合体。“association”本身具有协会、联合、关联的含义,其内涵有别于中译文“联盟”。这说明创始国并没有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意图,相反《宣言》更像是一个强化民族国家身份的政治宣言。(53)《宣言》开篇即明示,意识到地区国家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问题”,有进一步增强“地区国家间现有的团结与合作的纽带”的必要,突出了“平等与伙伴关系”精神对于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强调了地区国家“确保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受任何形式与任何表现的外部干涉,维护与其人民的理想和愿望相符合的国家身份的决心”。(54)简单说,东盟国家维护的民族国家身份是以地区国家间的平等和友好以及相对于地区外大国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关系为特征的。因此,“区域自治”或“地区问题地区解决”成为“东盟方式”的一个标志性规范。

《宣言》所追求的身份关系是以共在和共享利益为前提和目标的,具备关系性身份的典型特性。首先,东盟追求的是包容多样性和差异性、非排他的共在关系。《宣言》明确规定东盟“对所有赞同上述目标、原则和宗旨的东南亚地区国家开放”,(55)并且为了避免被看作针对他者的防务条约或军事联盟,故意没有提及地区安全。(56)实践中,东盟也从未放弃对不同政治制度的越南的争取。在越南入侵柬埔寨前,东盟曾多次邀请越南作为观察员出席东盟部长会议,1976年又邀请越南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57)这种“尊重东盟人民的不同文化、语言和宗教,同时强调他们基于多样统一精神的共同价值”被载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宪章》(以下简称《东盟宪章》)中。(58)其次,多元共在关系是在共享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和维系的。所谓共享利益,不是指利益的同一,而是如《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规定的“成员国要基于平等、非歧视和互惠原则在多边和双边场合尽最大努力寻求合作”。(59)“协商一致”的决策惯例是“平等、非歧视和互惠”原则在互动中得以贯彻的保证。“协商一致”意指在决策前通过事先协商在所有成员国中取得共识,是2003年签署的《东盟第二协调一致宣言》(Bali Concord II)和《东盟宪章》中确定的基础性决策规范之一。虽然常常被指效率低下,但“协商一致”是每个成员国利益得到充分尊重、促进共在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对于东盟来说,即使某项动议对多数成员国的利益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但如果不能在正式讨论前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东盟也会放弃该事项。(60)实际上,东盟的“协商一致”原则并不是机械的一致同意,而是只要没有国家认为有损其国家利益,不明确加以反对,就算是达成了一致意见,重点是避免意见不一致时诉诸投票程序。(61)这在充分保障成员国利益的同时,也赋予了东盟决策以一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冷战期间东盟维护地区安全的努力实质上就是追求平等友好与独立自主的身份确认实践,尤其是在应对和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取得的成功,不仅成为东盟身份确认取得积极成效的标志,大大提升了东盟本体安全感,也推动了东盟身份关系内涵的进一步发展。东盟成功协调成员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充分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积极协调中美等大国的支持,成功推动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其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62)新加坡前外长尚穆根·贾古玛(Shunmugam Jayakumar)观察到,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中弥漫着一种“自信的情绪”,而东盟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舞台上赢得了荣誉,是冷战后东盟自信的来源。(63)自信和荣誉感是东盟本体安全感提升的重要体现,为冷战结束后东盟调整与区域外大国的身份关系内涵,同时创造性地探索维护地区安全生态新方式奠定了基础。

冷戰結束後,隨著美蘇勢力的退出,長期盤踞在東南亞地區的大國力量暫時不複存在,但是中、日、印等崛起中的地區大國對東南亞地區安全態勢的影響不可避免,爲了應對地區安全關系變動的不確定性,東盟開始考慮構建包括重要大國的地區安全關系網絡。1992年1月,東盟第四次首腦會議授權東盟以部長擴大會議爲平台,建立東盟地區論壇。(64)東盟地區論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行爲規範確立了東盟在其中的中心地位。論壇在組織機構上依附于東盟,遵守東盟協商一致、不幹涉內政以及制度進程漸進性等東盟原則規範,並由東盟設立論壇發展議程。東盟地區論壇是冷戰結束後亞太地區唯一囊括幾乎所有重要國家的地區安全對話平台,參加論壇本身就是各國對東盟地區安全事務中心地位的確認。從理性主義視角來看,東盟地區論壇可能只是“權力平衡機制”微不足道的補充(65)或者效率低下的“清談俱樂部”,(66)但從關系性安全視角來看,東盟地區論壇對建立和維系所有相關國家的共在關系、增進各國對共享利益的認識(擴大共識)以及培育信任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信與互信水平的提升所帶來的本體安全感使得東盟能夠積極應對危機、消解威脅感知並化威脅爲機遇,成功維系東南亞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穩定和安全生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盟在應對危機過程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影響了其國際聲譽,也對東盟在冷戰後形成的地區秩序中心地位形成了較爲嚴峻的挑戰。(67)爲了維系地區中心性的身份關系,東盟一方面極力抵制挑戰其身份的行爲,比如美國推動建立新的論壇以及非東盟國家分享東盟地區論壇主席國權力的建議;(68)另一方面構建更爲緊密的共在關系網絡,加快東盟內部的一體化進程;同時推動建立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機制,進一步突出和強化與地區大國的身份關系,將維護東盟在區域秩序建設中的中心性寫入《東盟憲章》。隨著東盟內部一體化進程的提速以及與“10+3”合作進程的快速推進,東盟各國不僅順利度過了危機,還開辟了東亞合作的新局面。此外,本體安全感的提升也使得東盟能更爲建設性地看待大國力量變動對該地區的影響,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窠臼。20世紀90年代,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軍事現代化的推進,美日等國家試圖利用這種力量消長帶來的不確定性,操縱東南亞國家的焦慮情緒,在東南亞散播“中國威脅論”。1995-1996年,相繼爆發了中國與菲律賓之間的美濟礁爭端和兩次“台海危機”,一時間“中國威脅論”在東南亞國家相當有市場。(69)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積極參與東盟主導的地區政治經濟合作,尤其是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爲宣言》以及作爲地區大國第一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使得東盟本體安全意義上的威脅感得以緩解,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的基本信任也大大提升,“中國機遇論”也逐漸取代了“中國威脅論”。(70)

關系環境和身份關系都是不斷變化的。東盟的身份關系確認過程也在持續變化的地區關系環境以及東盟各國與區域外國家互動關系的變化中不斷迎來新的情況、新的挑戰,需要東盟不斷發展新的實踐。進入21世紀以來,東盟面臨最重要的地區關系環境變化因素是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競爭和沖突的可能性不斷增大。隨著美國“重返亞太”,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後加速推動中美“脫鈎”,來自美國要求東盟“選邊站隊”的壓力越來越大,這對東盟構建和維系共在地區安全生態的努力帶來了極大挑戰和沖擊。除了進一步加快東盟自身核心關系圈的團結、加快推進《東盟2025:攜手前行》各項建設之外,東盟國家一面極力避免在中美兩國間“選邊站隊”,(71)一面積極爭取構建地區新秩序的話語權,在印尼、泰國等國家主導協調下,推出東盟版本的“印太戰略”。美國的“印太戰略”具有弱化東盟中心性和對抗中國的傾向,與東盟的共在關系思維有著本質上的不同。2019年6月第34屆東盟峰會正式推出了《東盟印太展望》,提出了基于東盟中心性、包容性和所有相關國家共贏基礎之上的東盟版本的“印太戰略”。(72)這一戰略的形成過程充分體現了東盟協調成員國共同立場以及在東盟整體利益和所有相關國家利益與關切點中尋求最大可及的共享利益的行爲特征。《東盟印太展望》推出後即得到中、美、日、印、澳等國的歡迎和支持,證明了東盟這一策略的成功。當然,以東盟爲中心的印太共在關系網絡最終能否建成,或能在多大程度上消解或緩和大國在該地區的競爭,不單單取決于東盟的能動性與創造性。但能否堅持追求包容性的共在關系和共享利益的基本立場,是東盟中心性身份關系確認的關鍵,也是東盟避免卷入可能出現的大國競爭旋渦,進而爲大國關系平穩調適、推動地區秩序與和平建構做力所能及貢獻的保證。總之,東盟關系性安全實踐對世界和平貢獻的潛力仍有待進一步觀察,更爲重要的是需要得到更多國家的認識和承認。

(二)關系理性與東盟安全行爲

关系性安全实践高度依赖行为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维系以共在和共享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环境是目的,关系环境从来不是静止不变的,总是在交互过程中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行为体能动地、创造性地管理关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权力制衡、制度创建和身份培育等都可以成为手段或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可以更好地理解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东盟行为中遇到的一些经验困惑。如面对美国或中国,东盟并没有按照权力逻辑的推演采取制衡或追随的机械策略;不同成员国出于各自不同的关系环境评估和身份关系界定,对美国、中国等大国采取不同的亲疏政策。东盟的制度化进程也并不是制度选择行为,而是行为选择制度,正如东盟前任秘书长所说,“至少对于东盟来说,建立制度是为了支持先前就实现某个共同目标而达成协议的措施”。(73)这也是为什么东盟会设立一些看上去根本完不成的制度目标或确立了却并不打算实现的制度目标,(74)又或者同一个规范(比如不干涉原则)在有些情况下被严格遵守,而有些情况下又能灵活变通。(75)同样,东盟倡导培育集体身份认同,也不是文化或共有知识选择的结果,而是促进地区共在关系和谋求身份确认的路径。这解释了为什么东盟致力于培育地区集体身份认同,同时又坚持并强化民族国家身份认同这样的经验困惑。日本学者胜间田弘(Hiro Katsumata)也认为,东盟国家对西方规范的模仿,不是出于对规范本身的内化,而是出于维护其作为现代国家体系合法成员的身份安全的目的。(76)总之,维系最优多样共在关系、追求共享利益,需要东盟国家发挥能动性与创造性,而不是机械地遵循某个线性因果逻辑,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更为微妙和复杂的理性决策过程。正如马凯硕所说:“许多人会想当然地看待东盟的团结与合作,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在东盟历史的关键时刻做出的重要决定所造就的。”(77)这些重要的决定涉及东盟安全实践的方方面面,大到对东盟发展的战略性考量和重大事件中的利益取舍,小到一项具体议程如何安排,都依赖于实践者基于关系理性的决策智慧。

关系理性要求关注普遍互惠和长期利益,东盟的扩大正是体现了这种关系管理智慧的重要战略决策。从成立之日起,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论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宗教文化,东盟都是无条件开放的。1973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伊斯梅尔·拉赫曼(Ismail A.Rahman)在谈及扩大东盟时就说:“这一举动……最终将导致这样一个形势,即地区中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它们处于一个敌对的环境中。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所有努力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关系。”(78)冷战结束后,东盟相继吸收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实现了“统一的东南亚”的夙愿。尽管东盟的扩大证明了其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挑战了现实主义对于东盟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但东盟新老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仍被认为是东盟一体化进程的沉重负担。这不仅会减缓东盟一体化进程,也会削弱新生的东盟安全共同体。(79)这些判断是符合个体主义理性逻辑的,成员国差异会导致利益冲突的增加和共同身份认同的弱化,从而削弱制度合作和安全共同体建立的基础。但建立一个“统一的东南亚”背后的驱动力量并不是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是超越身份差异的利益同一化,而是建立和维系一个不排斥任何人的共在关系网络。为了帮助新东盟成员国更好地融入这个关系网络,老东盟成员国在某种程度上放缓了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步伐,允许新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执行不一样的时间表。同时为了缩小新老成员国的发展差距,特别推出了《东盟一体化倡议(2002-2008年)》这一特别项目,为较发达的东盟成员国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成员国提供一个地区合作框架,老东盟六国均在此框架下承担了帮助新成员国发展的各种不同项目。(80)

關注普遍互惠和長期利益的關系理性還表現爲對利益多樣性的包容,甚至是對利益分歧與沖突的容忍,東盟應對重大利益沖突的方式很好地诠釋了這種包容性。傳統觀念對利益和諧的理解是絕對的,所以東盟成員國內部出現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圍繞領土爭端爆發的較爲激烈的矛盾和沖突,常常被援引爲批評東盟的武器。實際上,東盟促進地區安全的作用往往不在于直接應對或解決安全威脅本身,而是在容許短期利益差異乃至利益沖突的前提下,通過維系東盟的存在發揮管理危機和構建互信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幫助維持和平。這一特征在東盟成立之初應對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由于沙巴問題引發的外交危機過程中就得到初步表現。當時東盟成立不久,爲了避免雙邊爭端影響到東盟的存在本身,東盟成員國一方面默契地將該爭議置于東盟官方會議之外,另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和形式降低沖突的緊張程度,並促成雙方達成一個“冷卻”時期。雖然沙巴問題最終也沒有得到徹底解決,但因爲東盟的努力,菲馬兩國在經曆一段冷卻期後逐步恢複關系正常化,並在東盟框架下繼續開展合作。這一處理成員國領土爭端的經驗被總結成“成員國間分歧或爭端的解決應該依據理性、有效和充分靈活的程序來調解,避免産生可能會危害或阻礙合作的負面態度”並特別寫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81)正如馬凱碩所言,東盟並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利益分歧或沖突的共同體,成員國間甚至還會出現小型軍事沖突,因爲東盟所構建的是一個“彈性的和平生態系統”。(82)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就不難理解,當印尼與馬來西亞決定將利吉丹和西巴丹兩個島嶼爭端提交國際法院、柬埔寨請求聯合國安理會介入與泰國在邊境柏威夏寺附近爆發的軍事沖突時,外界認爲東盟在處理內部成員領土爭端時被邊緣化,但東盟自身則認爲這正是維護東盟內部關系和諧與構建地區和平生態的勝利。

關系理性的行爲決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身份關系的親疏遠近。在東盟的總體關系網絡中,東盟成員國是最重要的核心關系圈,是東盟構建和擴展關系網絡的基石。(83)東盟在制度設計上突出了東盟核心關系圈的優先性,從東盟外長擴大會議到東盟地區論壇,再到東亞峰會和東盟防長擴大會議,都是東盟內部成員國召開會議協調立場在前,與對話夥伴國舉行各層次、各領域會議在後。2005年東盟對東亞峰會的召開模式以及參與國範圍的選擇,表現出東盟對核心關系圈優先性的維護以及在親密性和重要性兩個維度上擴展身份關系圈的行爲原則。東亞峰會召開前夕,東盟先是否定了韓國力推的東盟與中日韓13國以平等身份參與東亞峰會的建議,堅持以“東盟+”模式召開東亞峰會;(84)接著重新設定了東亞峰會參與國的標准,即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與東盟國家建立對話夥伴關系並且與東盟國家具有正式的、密切的實質性關系。這三項標准雖難以具體量化,但仍然體現了與東盟關系的緊密性和務實性。東盟據此將東亞峰會擴容爲包含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在內的16國多邊會議機制。2010年,東盟又通過東盟防長擴大會議構建起囊括美國與俄羅斯在內的18國安全合作機制。這樣,與地區安全密切相關的所有對話夥伴國形成了以東盟爲核心的多層次安全關系網絡。核心關系圈的團結和凝聚對于維系東盟總體關系網絡的穩定具有基礎性意義,這也是東盟常常會爲了維系成員國間的團結和共同利益而超越傳統權力利益邏輯的根源所在。比如東盟能置美國和歐盟等大國壓力于不顧,甚至不惜延期乃至取消與歐盟的高層會晤,堅持吸納軍政府治下的緬甸爲成員國,並與緬甸軍政府保持建設性接觸。事實也證明,與歐盟對敘利亞采取孤立和制裁政策而導致長期沖突與動亂相比,東盟在緬甸問題上采取的接觸政策對于促進緬甸民主化進程、維系地區和平與安全要有效得多。

东盟成员国能灵活运用各种工具与手段实现关系性安全目标,还取决于东盟在处理具体问题时的情理考量,这充分体现在东盟对成员国互动“舒适度(comfort level)”的重视上。东盟实践者对这一点有着更为深刻的感受,甚至认为东盟的进展就取决于对“舒适度”的维护。(85)一些学者也注意到,提升成员国的“舒适度”是东盟多边外交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86)在东盟具体互动实践中,提升“舒适度”有一些通行的做法,比如通过面对面的私下会谈培育外交精英之间的个人关系,开展漫长的、通常是礼节性的对话,避免公开表达成员间的分歧,不在成员国间讨论双边争端或者采取非约束性的工作组、二轨道论坛和对话来私下解决分歧,要保全面子、避免点名羞辱等。(87)东盟在应对缅甸纳尔吉斯热带风暴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事件上的做法充分体现了这种基于情理考量之上的行为方式及其效果。2008年5月,缅甸遭遇史上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但缅甸军政府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大多数国际援助。出于维护东盟公信力的需要,东盟国家亟须敦促缅甸对国际救援开放,值得关注的是东盟介入并获得成功的方式。(88)在召开部长会议敦促缅甸同意对国际援助开放前,印尼前外长哈桑·维拉尤达(Hassan Wirajuda)与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George Yong-Boon Yeo)私下就向缅甸提出的三个建议方案达成一致。为了照顾缅甸的面子和情感感受,会议先是安排其他七个成员国代表在印尼之前发言,向缅甸表达慰问。之后哈桑·维拉尤达提出三个选项:一是依照印尼2004年海啸时的先例允许国际援助无阻碍进入缅甸;二是允许东盟协调国际援助;三是什么也不做。维拉尤达首先对第一个选项表达了谨慎态度,认为不受约束的国际社会直接介入会威胁缅甸的国内稳定,同时也提醒缅甸外长审慎考虑第三个选项对缅甸与东盟的总体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会议的结果是缅甸选择第二个方案。从会议的安排、选项的提供以及表达的方式来看,东盟充分考虑到缅甸的切实利益,避免了国际社会直接介入,又照顾到缅甸的感受,更为重要的是,东盟也得以灵活地超越不干涉内政这一原则的束缚,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在地区内外的公信力,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感到舒适的同时,获得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一案例较为充分地诠释了东盟维护和谐友好共在关系的情理平衡技巧。

四、結論

長期以來,東盟以各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創造著一個個東方“奇迹”。它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中小國家集團,在大國力量環伺、曾被稱作“亞洲巴爾幹”(89)的東南亞地區創造並維系了長達50多年的地區和平,吸引著國際上大大小小的國家爭相加入以其爲中心的各種合作機制與平台;成員國間既團結凝聚又各行其是;總是被指責效率低下、軟弱無能,卻常常能出人意料、獨辟蹊徑。圍繞東盟的安全研究,似乎出現了一種“解釋困境”的現象,即研究越深入,背離傳統理論認知的現象就越多。這一現象最終將我們導向這樣一個事實:面對複雜多元的經驗困惑,我們認知世界的思維方式跟不上實踐的發展。

東盟安全實踐的“解釋困境”激發了本項研究議程。在東盟建立及其後幾十年的安全實踐進程中,對非排他共在關系的維護、對互動過程的重視、對共享利益的關注和對他者身份情感的高度共情能力等一以貫之的特征,都有別于關注個體獨立生存狀態的實體主義思維方式。在實體主義思維和個體主義方法論影響下,傳統國際關系理論在認識國際安全問題時具有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即孤立與排他地界定安全利益,忽視國際政治行爲體的心理安全和其對物理安全的影響以及遵從個體理性導致不安全的非理性結果。這些認識論悖論使得相關理論無法理解、無力解釋變動不居的國際政治安全形態和靈活能動的安全行爲,尤其是無法解釋多樣共存前提下長期和平安全生態的建設與維系這個動態平衡的過程。本文從關系主義思維出發,建立在關系環境流動性、個體關系者能動性以及關系與個體二元互構的過程性等認識論基礎上,以關系理論關于共在存在、關系性身份和關系理論的相關論述爲依據,提出關系性安全的安全目標、實現路徑和行爲邏輯,不僅爲理解和解釋東盟構建彈性的長期和平安全生態以及多元靈活的安全行爲提供了理論認知框架,也爲國際安全研究領域突破傳統實體主義思維和個體主義方法論的絕對主導、推動國際安全研究多元化做出初步嘗試,而對東盟安全實踐的進一步觀察驗證了關系主義思維和關系性安全在國際政治現實中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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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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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多國經濟緩慢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