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 理論研究

生態産品價值如何實現?

胡小文

2020年09月27日 01:44

石敏俊
中國環境報

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指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的关键在于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也就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是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態文明思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生態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論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笔者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

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是潛在價值還是現實價值?

生態系統生産總值(GEP)是指一定區域生態系統爲人類福祉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的最終産品與服務價值的總和,包括調節服務産品價值、文化服務産品價值和物質産品價值。GEP作爲體現生態系統向人類社會提供服務的價值指標,可以對不同類型自然資本的功能進行統一表征。因此,筆者認爲,GEP表征的是潛在的價值,GEP核算的出發點是保持關鍵自然資本的存量不減少、功能不降低,目的是保護綠水青山,使潛在的價值不減少。

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是指通過一定的機制設計,使得生態産品價值在市場上得到顯現和認可。判斷生態産品價值是否在市場得到認可,以及生態産品價值大小的依據,在于人們是否願意爲生態産品帶來福利改善而支付相應的對價。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是將綠水青山轉化爲金山銀山,追求的是綠水青山轉化爲金山銀山的現實經濟價值。但現實價值的增加不能以潛在價值的減少爲代價。可以說,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目標是不以潛在價值的減少爲代價使得現實價值增加。

進一步的問題是,潛在價值增加是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追求的目標嗎?事實上,潛在價值的增加不一定能轉化爲現實價值,帶來現實價值的增加,即使現實價值有所增加,也不一定是潛在價值的增加帶來的。GEP核算可以告訴我們潛在價值的變化,但保證潛在價值的增加是底線,而不是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目標。

如何認識GEP在生態産品價值實現中的作用?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将GEP纳入政府部门的生態文明考核评价体系,使GEP“进规划、进项目、进决策、进考核”,建立了GEP和GD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的考评机制。这种将生态产品价值应用于生態文明建设绩效考核的尝试值得肯定。

筆者認爲,將生態系統對人類福祉的貢獻納入績效考評和政策制定,是制度設計的創新性嘗試,也符合保護關鍵自然資本存量的邏輯。可以考慮通過建立生態産品價值賬戶等做法,以GEP衡量潛在價值的變化,達到保護關鍵自然資本存量不減少、功能不降低的目的。

當前,多地正在積極探索生態産品價值實現路徑。一些地方基于GEP核算,以GEP作爲生態産品價值供給總量或規劃目標值,將其分解到不同類型的生態産品,推動不同類型的生態産品之間甚至不同區域的生態産品之間開展交易,實現生態服務付費。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問題。

第一,以GEP爲基礎進行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設計合理嗎?強可持續發展理論認爲,自然資本和人造資本之間不能替代。GEP核算的目的不是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而是在于自然資本保護,將自然資本保護納入社會經濟決策。即使是GEP可以作爲跨區域生態補償的參考依據,也不應以生態補償代替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

第二,基于GEP核算的生態産品交易能與市場機制銜接嗎?當前各地正在進行探索的生態産品交易主要依靠政府購買,或依靠地方政府在實施規制的基礎上形成的虛擬交易平台。然而,無論是政府購買還是虛擬交易,都難以得到市場的認同。在現實中,生態功能與市場價值可能是脫節的,即使某類生態資源的生態功能相同,但由于交通區位和社會經濟條件不同,市場價值可能相差甚遠。生態産品交易是基于市場價值進行的,而不是生態功能。基于GEP核算的生態産品交易,過度依賴地方政府,沒有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導致生態産品價值轉化難以搭上市場機制的軌道,制約著生態産品價值轉化長效機制的形成。

此外,筆者認爲,生態産品價值尚未形成公認、科學的評估框架和核算方法。目前,不同學者基于不同框架的核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和分歧,因而難以爲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提供公認的、科學的數據支撐。

潛在價值轉化爲現實價值的關鍵何在?

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本質是將生態系統向人類社會提供的服務(潛在的價值)轉化爲現實的經濟價值,其關鍵是使其在市場上得到顯現和認可。

生態産品價值可以分爲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又分爲直接使用價值和間接使用價值。直接使用價值包括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和非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

也有研究把生態産品價值分爲可供交易的直接市場價值和需要補償的非直接市場價值。前者對應于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後者包括非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非使用價值。在市場上顯現的生態産品價值一般是消費性直接使用價值,除此以外的生態産品價值往往難以通過市場交易體現,非使用價值更難以得到市場的識別和認可。因此,需要通過一定的機制設計,使得生態産品價值在市場上得到顯現和認可。

生態産品價值在市場上得到顯現和認可,意味著生態産品供給改善了消費者的福利。生態産品價值就是人們願意爲生態産品帶來福利改善而支付相應的對價。將潛在價值轉化爲現實價值的關鍵在于提升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具體來說,是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三者的有機結合。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三者結合得越好,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越強,就越有利于將潛在的價值轉化爲現實的價值。因此,生態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的頂層設計,應當充分認識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三種要素結合對于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的重要性,高度重視人造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

在生態産品價值轉化的地方實踐中,有的地方輕視生態産品經營所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生態優勢轉化爲經濟優勢的努力事倍功半。生態産品價值轉化政策要在開發中保護,在保護中開發,對于生態優勢轉化爲經濟優勢的地方實踐應給予更多的資金扶持和政策優惠。在關鍵自然資本存量不減少、功能不降低的前提下推動將生態優勢轉化爲經濟優勢,同時也有利于更好地保護生態優勢。

如何衡量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

最新的可持續性評價體系是包容性財富指數。包容性財富是將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的存量,以各自的稀缺性(影子價格)爲權重加總後折算爲現在價值,以此表征生態系統向人類社會提供服務的能力。包容性財富與生態産品價值轉化在理論上是一脈相承的,體現了自然資本、人造資本、人力資本的有機結合,提升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的邏輯。因此,可以借鑒包容性財富來衡量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

我們分別以浙江省湖州市和麗水市、安吉縣和青田縣爲例,嘗試核算了市級和縣級區域的包容性財富。2018年,湖州市和麗水市的包容性財富分別爲15872億元和8327億元,分別爲當年GDP的5.84倍和5.97倍;安吉縣和青田縣的包容性財富分別爲2215億元和931億元,分別爲當年GDP的5.48倍和3.90倍。這也就意味著,湖州市的生態産品轉化能力比麗水市更強,安吉縣的生態産品轉化能力比青田縣更強。在演變趨勢中,人造資本,尤其是人力資本對于生態産品轉化能力提升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影響兩地生態産品價值轉化能力差異的主要因素。

石敏俊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求是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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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27日 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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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也是一種營商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