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社科 理論研究

俄羅斯與西方的曆史分流:經濟思想視角的考察

袁文坤

2020年06月24日 02:07

李中海
《俄羅斯學刊》2020年第3期

曆史分流是指不同國家或地區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進程,探尋這一進程及其成因一直是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宏大且遠未完成的課題。40多年前保羅·薩缪爾森就曾提出“窮國爲何如此貧窮?富國爲何如此富足?”這樣一個問題,不同專業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過研究,但至今仍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道格拉斯·諾斯從另外一個角度進一步提出:“人類曆史中的一個關鍵疑難問題是,如何解釋曆史變遷路徑差異甚大的原因,不同的社會是怎樣分叉的?怎樣解釋它們的績效特征差異甚大的原因?”世界已演變成許多在宗教、倫理、文化、政治和經濟方面根本不同的社會。窮國與富國之間、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甚至比過去曾經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那麽,怎樣解釋這一差距?導致差距更加拉大或趨同的條件是什麽?

如果將上述問題的焦點轉向俄羅斯及其與西方之間的經濟差距上,這些問題可轉換爲:許多俄羅斯精英自認爲本國在文化地理上都屬于歐洲國家,其經濟發展爲何長期落後于西歐?是哪些因素導致俄羅斯與西歐國家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俄羅斯與西方是如何分道揚镳的?也可以說俄羅斯與西方是如何分叉的?當然,這些問題並不是新近産生的,已有學者從曆史和文明演進、制度變遷、資源基礎、地理條件等多種理論進路進行過研究,雖然言人人殊,但都不同程度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本文嘗試從經濟思想視角對上述問題進行探討。需要指出的是,經濟思想對一國曆史及經濟發展並不具有決定意義,但見微知著,通過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差異。還需要說明,本文作爲一篇概述性文章,對一些問題需要做出簡略處理。正如余英時所說,通論性概述往往不免要把複雜問題加以簡化,難以面面俱到,也可能達不到最後的定說。本文同樣不求達成定說,或許僅是聊備一格。

一、有關曆史分流及成因的理論概述

分流與西化是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始終要面對的問題。在西方中心論的主導下,許多非西方國家都希望通過引進西方形而上的文化和制度或形而下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等,實現追趕先進國家的目標。也有一些有較強個性認同的國家,固守本國傳統,試圖依靠本國傳統思想、制度和手段實現現代化。還有一些國家在固守傳統的同時,注重吸收西方經驗,希望通過將兩者結合起來來實現現代化目標。

近年對曆史分流問題的研究大都是由美國加州學派引起的。20世紀80年代,歐美一些學者開始廣泛運用新經濟史學的理論和分析框架來研究中國經濟史,其中加利福尼亞大學一批學者提出的“大分流”理論最爲突出。比如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彭慕蘭考察了18世紀歐洲和東亞的社會經濟狀況,以新的論證方法,對歐洲的英格蘭和中國的江南地區做了具體的比較,提出了許多創新性見解,其基本觀點是:1800年以前是一個多元的世界,沒有一個經濟中心,西方並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爲西方自己獨有的內生優勢;只是19世紀歐洲工業化充分發展以後,一個占支配地位的西歐中心才具有了實際意義。

在此不對加州學派的方法論、論證過程和結論做具體辨析,僅借用這一概念,用以描述俄羅斯與西方出現曆史分流的事實。一般認爲,俄羅斯經濟一直落後于西方,兩者相差50年,俄羅斯始終存在學習西方還是抗拒西方的問題。對造成這種差距的原因的研究,大致存在四種不同的理論進路或理論視角。

其一是文明視角,從文明和傳統文化角度分析不同國家和地區發展路徑的差異問題。可將丹尼列夫斯基作爲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丹尼列夫斯基是19世紀俄國著名思想家,以《俄羅斯與歐洲》一書留名後世。他所提出的文化曆史類型理論是文明比較研究的開先河之作,被稱爲是斯賓格勒、湯因比和亨廷頓等人所從事的文明研究的先驅和“比較文明學的第一人”。丹尼列夫斯基認爲,從文化曆史類型的角度看,無論在起源還是傳承上,俄羅斯都不屬于歐洲的一部分。俄羅斯面臨的選擇是要麽與其他斯拉夫民族組成特殊的自主的文化單元;要麽就是一無所有,不再成爲獨立的文化曆史單元。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後來又將宗教因素考慮在內,提出從10世紀起俄羅斯文明和俄羅斯世界就已被納入拜占庭軌道,此後東歐與西歐分道揚镳

其二是制度視角,這種視角借鑒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對曆史所形成的制度模式的影響進行研究,認爲制度差異是導致不同國家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決定性因素。制度主義的興起以及從制度視角對俄羅斯與西方曆史分流進行研究,是近年俄羅斯學術研究的顯豁之學,出現一大批關注和研究制度主義的學者。他們認爲,俄羅斯與西方的分叉在于所有制問題,主要探討俄羅斯政權-所有權模式和西方私有制模式的不同影響和意義。比如,努列耶夫和拉托夫對曆史上的莫斯科模式、諾夫戈羅德模式、立陶宛模式和哥薩克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爲俄羅斯選擇了莫斯科模式,即政權-所有權發展模式,這是造成俄羅斯與西方産生分流的主要原因。

其三是政策視角,大體類似于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對不同國家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決策進行研究,認爲高層決策是造成不同國家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關鍵因素。蓋達爾和丘拜斯合著的《俄羅斯最新曆史的分叉》就是這樣一部著作。作者以政府文件、事實和經濟統計爲基礎,對俄國新經濟政策以來所經曆的曆史分叉進行了回顧,認爲政府經濟事務決策是造成曆史分叉的主要因素,而政府決策則取決于資源因素、外部政治經濟條件、民衆情緒、國家領導人的意識形態觀念及其對社會集團利益的理解。

其四是技術視角,認爲技術發展差異是造成不同國家曆史分流的主要因素,李約瑟的國別技術史研究令人印象深刻。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的大周期理論也是基于技術視角考察經濟發展問題的傑出理論。近年來,俄羅斯經濟學家格拉濟耶夫也從技術視角對俄羅斯經濟發展進行過研究。從這種視角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是,社會文化和教育的落後導致技術落後,進而導致經濟落後。

以上述視角對曆史分流問題所進行的研究,不存在對錯優劣問題。正如以賽亞·伯林所指出的,從不同角度對曆史進行解釋,曆史就會呈現出不一樣的特點,曆史在黑格爾是精神的演化,在聖西門或馬克思是社會關系的發展,在斯賓格勒或湯因比是不同文化。俄羅斯與西方的曆史分流自然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科學總是希望通過多種不同理路的分析,逐漸使人類理性無限接近事實的真相。格申克龍也指出,落後國家的發展可能在幾個十分重要的方面顯示出與先進國家根本不同的傾向。

本文從經濟思想角度考察俄羅斯與西方的曆史分流。經濟思想固然不是俄羅斯與西方曆史分流的決定性因素,思想並不直接作用于社會和經濟生活,它只有通過制度和政策才能對經濟現實産生影響。但是思想的重要性同樣不可低估。正如凱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所說,“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者,就只是這些思想而已。許多實行家自以爲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爲得天啓示,實則其狂想之來,乃得自若幹年以前的某個學人……既得利益之勢力,未免被人過分誇大,實在遠不如思想之逐漸侵蝕力之大”。薩缪爾森也曾經這樣說:如果我能爲一個國家編寫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會在乎是誰在爲它制定法律,又是誰在爲它起草條約。古往今來的經濟學大家對經濟思想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二、俄羅斯與西方經濟思想的交融與分野

在經濟思想發展演變的曆史上,俄羅斯與西方之間既有融合趨同,也有對抗分野,不應爲了論述主題的需要,過分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而忽視或否定另一方面。俄羅斯與西方經濟思想不是兩條沒有交叉的平行線,而是兩條扭在一起的線,一條線顯示其共同性,一條線顯示出差異性,差異性決定著其個性和獨特性。

俄羅斯與西方的曆史分流最早可追溯到伊凡三世時期,彼得一世及其後曆代統治者多試圖彌合與西方之間的差異,走上西方式發展道路,但是沙皇俄國時期的統治者不規律地呈現出向靠近西方和疏遠西方的交替,使得俄羅斯一直難以融入西方。對西方態度的這種鍾擺式變化在經濟思想上也有所體現。但總的來看,外來經濟思想、沙皇專制制度和經濟落後是砥砺俄羅斯經濟思想的三塊磨刀石。關于沙皇專制制度和經濟落後問題,學術界已經多有論述,在此不需展開,外來經濟思想對俄羅斯經濟思想的影響及兩者之間的碰撞,對俄羅斯經濟思想的形成有決定性意義,同時也可爲經濟思想研究提供一種坐標。

俄罗斯经济思想形成的初期与西方走过了大致相似的道路,在经济思想方面,可稽考的系统性经济思想都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的。但是俄国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实行晚于西欧。1630 年被称为“重商主义圣经”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出版之时,俄罗斯正处在罗曼诺夫王朝初期,国务活动家奥尔金-纳晓金在主政普斯科夫和外交衙门期间,极力推动俄国重商主义成为国家政策。1724年,有俄国第一个经济学家之誉的波索什科夫在彼得保罗要塞完成了他的著作《贫富论》,这部著作同样反映出了当时俄国的重商主义思想。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一世改革则使俄国这种政策发展到高峰。这一时期,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思想都是以重商主义为主导的,区别在于西方重商主义经历了“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两个阶段,俄国的重商主义则以“重工主义”为核心思想,在注重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极力推动本国工业发展,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彼得一世奠定了俄国工业的基础,使其国力有了明显提高。

俄國與西方在經濟思想上的第一次分野可能産生在葉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期間。其時,正是歐洲啓蒙運動發展時期,以魁奈爲代表的法國重農學派根據自然法則觀念,提出要破除重商主義,實行“自由放任”政策,爲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條件。葉卡捷琳娜二世在執政初期對法國的啓蒙思想和重農主義運動較爲向往,甚至邀請法國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裏維埃爾訪問俄國爲其出謀劃策。但是在俄國專制的農奴制條件下,重農主義的自由放任思想不可能得到推行,裏維埃爾提出的廢除農奴制的建議自然不見容于葉卡捷琳娜二世。因此,俄羅斯在此期間雖然創建了皇家自由經濟協會,試圖學習和吸收西方的部分經濟思想,但終究未能發展出自己的重農主義思想。

18世紀中葉,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出版,西方經濟學史上開啓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主導的時代。斯密的兩個俄國學生傑斯尼茨基和特列季亞科夫率先將這一思想帶回俄國,但並未全面介紹斯密的思想。直到《國富論》被翻譯成俄文,古典政治經濟學才完整地進入俄羅斯,並很快引起俄國達官顯貴的關注,甚至成爲當時社交場合的時髦話題。但在沙皇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不可撼動的條件下,斯密的經濟思想不可能獲得政策上的響應,也無從對俄國經濟發展産生影響。

19世紀初,德裔經濟學家施廖采爾和施托爾希先後主持莫斯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工作,他們都推出了自己的著作,標志著政治經濟學學科在俄國的確立。但是由于兩人都是德裔且當時德國人基本把持莫斯科大學的教學,具有德國特色的官房學派思想有很大影響力。此時,沙皇政府中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達官顯貴開始試圖通過吸收西方經濟思想,對經濟政策進行重新研究和改革。在亞曆山大一世的支持下,斯佩蘭斯基提出了稅收制度改革措施,莫爾德維諾夫提議俄羅斯應借鑒李斯特的保護主義思想發展俄國工業。

19世紀中葉,俄羅斯經濟學科進入穩定發展時期,布托夫斯基、戈爾洛夫和維爾納茨基成爲這個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在俄國的代表人物,他們著書立說,對俄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19世紀30年代末斯拉夫主義思想開始在俄國興起,這一思想流派強調俄羅斯的斯拉夫屬性和俄羅斯應走獨特的發展道路,雖然更多屬于社會哲學思想,但對經濟思想的發展也産生了深遠影響。丘普羅夫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經濟觀點和巴布斯特的曆史主義經濟思想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同。在尼古拉一世封閉保守治國思想影響下,沙皇政府的經濟政策也趨于保守。斯拉夫主義的興起和沙皇專制制度的鞏固以及斯拉夫主義與西方主義的論戰,使得俄羅斯不可能繼續推行西化改革。

19世纪后半叶,虽然随着农奴制改革,俄罗斯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时期,但俄罗斯经济思想与西方却拉开了距离。此时,在西方经济学界正是“边际革命”时期,以门格尔、杰文斯和瓦尔拉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先后提出边际思想,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出版,更是标志着西方经济学从古典时期进入了新古典时期,从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方法和理论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这一时期,虽然俄罗斯经济学界对边际革命已有了解,并也出现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上默默无闻。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俄国,俄国思想界在继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论战以后,进入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论战时期。争论的焦点从俄国应该走西方道路还是走本国独特道路,过渡到资本主义是否适应于俄罗斯。19世纪中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被民粹派所继承,他们认为俄罗斯可以在农村发展村社制度,在城市发展劳动组合,从而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大辩论吸引了俄国众多知识分子,使得经济理論研究没有跟上新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步伐。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维特和斯托雷平担任总理大臣期间,进行了大规模铁路建设和农业改革,俄罗斯经济快速发展,同时社会矛盾也日趋尖锐。在经济思想领域,以斯特鲁韦、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为代表的所谓“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争论激烈,以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民粹主义也展开论战。同时,俄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論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一般认为此时俄国经济学界已摆脱跟在欧洲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开始出现原创性经济理论,进入俄罗斯经济科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图甘-巴拉诺夫斯基、斯卢茨基等经济学家创立的经济周期理论和消费者预算理论,对经济学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但是由于沙皇政府奉行的内外政策,俄罗斯社会矛盾激化,最终以一场革命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

十月革命后,一批在沙皇俄国时期已经获得世界性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离开了俄罗斯,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期间,还是有很多经济学家在继续进行经济理論研究,其中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大周期理论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同,直到今天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仍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1929年以后,苏俄政策再次转向,当年 12月召开的全苏第一届马克思主义农业工作者代表大会对所有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完成了最后一击。此后苏维埃俄国进入了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与西方彻底分道扬镳。

通過對俄羅斯經濟思想發展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在三四百年間,俄羅斯經濟思想大致按三條脈絡發展。

第一条脉络是经济政策思想,从17世纪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奥尔金 - 纳晓金,到19世纪初期的斯佩兰斯基、莫尔德维诺夫,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特和斯托雷平,他们都希望通过发展工业、交通和对外贸易,通过货币改革和财税改革,改变俄国经济落后局面,为沙皇政府获得更多财富。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三条主线,第一条是农奴制问题,从现有材料看,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俄国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对农奴制持反对态度,希望取消农奴制度,解放农奴,使其成为独立的雇佣工人或农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条主线是革命者提出的经济政策思想,从十二月党人到革命民主主义者都希望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在经济上主张解放农奴,发展社会生产。第三条主线是保护主义,俄国贵族政治家大多不赞成亚当·斯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思想,而是吸收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他们都希望通过保护,避免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从而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

第二條脈絡是發展道路的大辯論。在沙皇俄國時期,可稽考的發展道路的大辯論至少有三次,分別是斯拉夫主義與西方主義的大辯論、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大辯論、正統馬克思主義與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大辯論。經濟發展道路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早期爭論焦點爲俄國是走西方式發展道路還是走自己的路,中期爭論焦點是資本主義制度是否適用于俄羅斯,後期爭論的焦點是俄羅斯能否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爲基礎的社會主義。這三場大辯論都顯示出,俄羅斯始終存在反對西方化和資本主義化思想,即在試圖融入西方的道路上,總是存在推動力和反推動力,且反推動力往往能夠占據上風。

第三条脉络是外来经济思想的适用性。俄罗斯吸收学习西方经济学思想始于重农学派时期,但无果而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入俄国初期,并未引起知识界的较大兴趣。早期俄国经济学家更多通过法语吸收了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思想。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萨伊的著作是大学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参考书。更重要的是,19 世纪前半叶来自德国的教授控制着俄国大学的讲坛,德国经济学思想对俄罗斯经济学家的影响更强。官房学派和保护主义思想以及后来的历史学派都来自于德国。由于德国在相当长时期也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德国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与俄罗斯有相似之处,因此,德国经济思想在俄国经济学界有较高的认同度。

德國曆史學派對俄羅斯經濟思想的影響最爲顯著。這個學派與英國古典經濟學看待經濟問題的角度如果不是截然不同,也是相去甚遠的:首先,德國曆史學派認爲不同國家和地區有不同的發展經濟的條件和經濟制度;其次,德國政府參與經濟的程度遠遠超過英國,正如韋斯利·米切爾所說,在德國的這一段曆史中,使經濟生活穩定和透明的各種標准和手段大多是由政治機構來實施的。曆史學派還認爲,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政治經濟和國家經濟是經濟學應該研究的問題。德國經濟學界對政府幹預不僅沒有任何不滿,甚至鼓勵政府幹預。

如此看来,在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道路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盎格鲁 - 撒克逊经济思想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差异,这决定了在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分流问题上,经济思想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虽然这种作用不一定是根本性的,但至少是表现形式之一。

三、俄羅斯與西方經濟思想分流的本質:認識論和方法論差異

實際生活永遠是思想的來源,俄羅斯經濟思想是在特定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下産生的,哲學、宗教、政治和社會思想都對經濟思想的産生和發展有過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收束到經濟思想角度,造成俄羅斯與西方曆史分流的經濟思想因素,在本質上是因爲兩者在經濟研究的認識論、方法論、基本假設和理論關注點上存在差異。

第一,在認識論方面,俄羅斯多數經濟學家排斥個人主義方法論,強調集體主義,強調經濟生活的倫理意義,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

个人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也被称为方法论个人主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它是经济研究方法的基础。根据马克·布劳格的说法,最早采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一术语的是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在西方经济研究历史上,这种方法被广泛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一般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其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在供给与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分析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因此可以说,方法论个人主义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和出发点。

俄羅斯經濟學家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大多存在一種抵觸心理,他們認爲,在經濟研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國民經濟應高于個體的經濟活動和動機,他們批評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信條。比如阿巴爾金認爲,俄羅斯經濟思想的特點就是表現爲對國民經濟而不是對個人經濟活動的解釋,強調國家在國民經濟中的特殊作用和實行保護主義以提高生産力的必要性。阿巴爾金還指出,俄羅斯經濟思想學派的代表人物出于對俄國傳統思想的堅守(集體主義、聚議性、禁欲主義),總是將國家利益擺在經濟發展的首位,將國家管理經濟的角色和保障社會公平分配置于經濟問題的首位,將其作爲世界經濟思想中的獨特現象加以合理化。

對俄國經濟思想具有重要影響的另外一個最突出的思想傳統是,關注經濟生活的倫理意義。自亞當·斯密以後,西方經濟學從“道德哲學”中被分離出來,及至新古典經濟學時代,道德和倫理問題在西方經濟思想中已經不再是經濟學問題。但是俄羅斯經濟學界對經濟中的道德、倫理及社會公正問題一直非常重視,以至于對這些問題的過度關注使俄國經濟思想家無法將其注意力轉向專業的經濟分析。這也是經濟分析沒有在俄羅斯得到發展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反對專制制度、農奴制度和書報檢查制度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泛道德主義,對基于專業經濟理論的客觀經濟思想的發展也産生不小的消極影響,這同樣是造成俄羅斯與西方在經濟思想上産生差異的重要因素。

第二,在基本假設方面,俄羅斯經濟學家大多排斥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傾向于以整體性和系統性觀點看待經濟問題。

“經濟人”假設來自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一句話,大意是屠戶、釀酒師和面包師每天制作和銷售食品,不是出于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西尼爾以定量方式爲斯密的這一思想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以此爲基礎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後由帕累托將其引入經濟學。“經濟人”假設與方法論個人主義密切相關,是西方經濟學的基礎性假設。這種假設認爲人具有完全的理性,可以做出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只要每個個人都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全社會就都將獲得經濟上的福利。這就是著名的“個人私利,社會公利”思想。

經濟學界對“經濟人”假設的科學性曆來存在不同觀點。俄羅斯許多經濟學家和政論作家對這個假設持批評態度,他們反對將人及人與經濟的關系視爲一種抽象觀念。比如布爾加科夫認爲,“經濟人”假設過于簡單化,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經濟化的個人,而應是具有創造能力的個體,因此要考慮人在勞動中的精神和道德動機以及這些動機對經濟生活和人的經濟行爲的影響。別爾嘉耶夫指出,在經濟生活中存在兩種相互對抗的原則:一是個人利益原則,即促進有利于整體發展的個人利益,個人利益的發展將帶來社會福利的改善;二是服務于他人、服務于社會的原則,其結果亦可帶來社會福利的改善,但第二個原則更符合基督教教義。他認爲,“經濟人”是一種抽象的人,對具體的人來說,完全可以有其他勞動動機,更符合人的尊嚴的勞動動機。米哈伊洛夫斯基則否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抽象理路,反對將追求財富作爲經濟生活的唯一動力,認爲將人定義爲自動致力于增加財富的主體,將物質福利當作經濟活動的目標和主要動機,認爲勞動只會帶來痛苦,這些看法都與俄國經濟生活相違背。阿巴爾金更是直接指出,反對“經濟人”假設是俄羅斯經濟思想的重要特點,俄羅斯經濟思想家反對將人與社會和大自然隔絕開來的說法。

第三,在經濟研究方法上,總體上排斥邊際主義思想,也有一些經濟學家試圖將邊際效用與勞動價值論結合起來。

邊際主義學說發端于19世紀70年代,門格爾、傑文斯和瓦爾拉斯幾乎同時發表了他們的邊際主義著作,經濟思想史上稱之爲“邊際革命”。如前文所述,1890年馬歇爾出版了著作《經濟學原理》,標志著西方經濟學從古典階段進入到了新古典階段,邊際效用論和邊際生産力論成爲以馬歇爾爲代表的英國劍橋學派的理論支柱之一,也是西方現代微觀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和理論基礎。邊際學派興起之時,正是俄國民粹主義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俄國知識分子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到民間去”運動。因此,這一新興經濟學流派並未很快在俄羅斯引起反響。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部分學院派經濟學家才接觸到邊際主義學說,但邊際主義學說的基本內涵仍遭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忽視甚至敵視,他們反對邊際主義的主要論據是,邊際主義學說不符合政治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認爲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社會經濟客觀規律的科學,邊際主義僅注重微觀經濟問題,因此,他們不認爲邊際主義是一個具有完整理論範式的經濟學科的基礎。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部分接受了边际主义,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新工具。比如图甘 - 巴拉诺夫斯基就试图将边际效用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结合起来。1890年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财富边际效用作为其价值原因的学说》的文章,试图将边际效用价格决定论和劳动量价格决定论进行折中处理,从而得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相结合的价格形成理论,使两种定价原则协调起来。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被确立为唯一正确的经济理论,对边际主义的任何实质性讨论都变成了不可能。

第四,在經濟問題的關注點方面,俄羅斯經濟學家重視農業和發展道路等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經濟分析較弱。

经济生活是经济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任何经济思想都是经济现实的反映。俄罗斯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都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些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农奴主,拥有自己的领地或庄园,因此他们非常关注庄园和农业经济的管理。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创建的自由经济学会为一些农学研究项目提供了很多资金支持。到 19世纪70年代末,瓦西里奇科夫出版了《俄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土地占有和农业》一书,对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业发展前景进行了研究,同时抨击西欧资本主义一方面造就了财富生产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却造成底层民众的赤贫问题愈发严重。此后,民粹主义者沃隆佐夫和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都对农业问题进行过不少研究,20世纪30年代恰亚诺夫发表了他的农业组织理论,获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其经济思想直到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此外,对经济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一直是俄罗斯经济研究的核心话题。俄罗斯总是面临着按西方模式发展还是走自己独特道路的选择,对此上文已有所涉及。

經濟分析沒有得到充分發展,也是俄羅斯與西方經濟科學的主要差異。將經濟分析和經濟思想區分開來,是熊彼特的主要貢獻。所謂經濟分析就是使用經濟學工具對經濟現象進行研究。一般認爲,俄羅斯沒有形成用于經濟分析的對象,因此專業的經濟分析不可能獲得廣泛發展,但俄羅斯的經濟思想是足夠豐富的,從農奴制到資本主義的發展,再到具體的國家預算、貨幣改革與貨幣流通及對外貿易問題。俄羅斯經濟科學中分析工具沒有得到發展有多方面原因,一是經濟學家兼攻而不專修,二是經濟學家經常被社會活動所吸引,因此他們常常會有一些經濟思想觀點,有些思想觀點甚至領先于其他國家,但對觀點的理論論證較爲薄弱,以至于其經濟學學科無法在世界上獲得廣泛認同和傳播。

四、結論與思考

俄羅斯與西方的曆史分流根植于曆史深處,從經濟思想角度的考察僅能反映出這一複雜問題的一個側面,但思想的差異是導致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産生差異的原因之一,也是不同民族和國家形成不同的自我認同的基礎因素。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在經濟理論、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道路方面存在不同的認識。有俄羅斯學者認爲,俄國經濟思想來自于俄國生活深處的獨特因素(空間、自然條件和氣候、地緣政治、社會文化思潮等),也來自于保衛國家和俄羅斯文明的必要性。本文聚焦兩者在看待和研究經濟問題的認識論、方法論、基本假設和關注點上的差異,揭示俄羅斯與西方走上不同發展道路的深層次原因。當然,我們以西方經濟思想爲參照系考察俄羅斯經濟思想,並不等于承認西方中心主義,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經濟思想都是以本國現實爲基礎、爲解決本國特定問題而産生的,揭示俄羅斯與西方在經濟思想上的差異,實際上也是揭示兩者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條件方面的差異,俄羅斯終將選擇符合其傳統價值觀的經濟思想,結合本國實際條件,在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的基礎上,進行制度變革和政策調整。

同時應該認識到,分流與西化是近代以來非西方國家一直面對的問題。世界不同地區的不同民族和國家,最終將走向趨同與融合還是走向隔絕與對立,是至今仍未解決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的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似乎已經證明,民族國家經濟繁榮和振興的動能雖然主要來自內部,但敞開大門學習和借鑒其他國家的發展經驗同樣是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證。人類世界正如自然界一樣,是一個多樣性的世界,世界不可能是盎格魯-撒克遜文明一統天下,也不可能是其他文明一統天下,沒有理由將自己隔絕在某一體系之外,只有“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才能實現兼收並蓄、包容發展的目標。

對俄羅斯來說,要實現這一目標,可能還要破除“東方還是西方”“歐洲還是亞洲”這樣的二元對立觀念。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始終徘徊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東西方兩副面孔下遊移,體現出強烈的矛盾性。正如布羅代爾所說,俄羅斯的雙重面孔在強烈的矛盾當中一覽無遺:面對歐洲,是現代性;面對自己,是倒退的中世紀。東西方敘事長期成爲俄羅斯思想的爭論焦點,認爲只有在東方與西方的問題世界裏,俄羅斯才能意識到自身和自己的使命……對俄羅斯意識來說基本的主題——就是關于東方和西方的主題,西方文化是否作爲唯一的和普遍的文化出現,有沒有可能出現另一種更高級的文化類型?……斯拉夫主義思想和西方主義思想都存在著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但是這種東西方敘事體現出俄羅斯思想深處的搖擺性,使其無法找到一條適合于本國基本條件的發展之路。

俄羅斯能否破除“東方還是西方”“歐洲還是亞洲”的二元對立魔咒?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對整個非西方世界都有啓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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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24日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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