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社科 理論研究

聯合國與聯合國學

袁文坤

2020年09月29日 09:53

張貴洪
《國際政治研究》2020年第4期

作爲世界上最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既是戰後國際秩序的象征,也是冷戰和冷戰後國際關系的重要行爲體。在當今應對全球性問題和開展全球治理的過程中,聯合國的作用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當然,聯合國自身和外部環境也面臨各種壓力和挑戰,需要不斷通過改革,維護和加強其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權威和效力。

對聯合國的認識和研究同樣需要深入和加強。2020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2021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這是我國學界加強聯合國研究的重要契機。深化對聯合國的曆史研究、現實研究、問題研究和外交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學理研究和學科建設,既是中國外交的客觀要求,也是我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需要。

聯合國研究需要學科化

近年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化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学界不断推动国际问题研究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如全球学、周边学、维和学、和平学、国际组织学、国家安全学、改革学、“一带一路 ”学 、中共学(海外)等等。尽管国际问题研究本身因为其范围的宽泛而很难成为国际问题学,但上述新兴学科的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年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进步。

國內最早(或較早)提出“聯合國學”的是1994年出版的《世界政治大趨勢:聯合國學之一》。但這本書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或學科研究,也沒有對“聯合國學”進行具體闡述。該書作者把聯合國與中國古代周王朝和歐洲梵蒂岡進行了比較。

国内学界还没有对“联合国学”进行认真的探讨,甚至在中国知网上查不到一篇包含“联合国学”主题的论文。当然,有学者对国内的联合国研究进行过一些总结。这些总结没有提到“联合国学”,但其中也提出“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 尚未能形成较成熟的学科体系,缺乏对联合国全面性的 研 究”的问题。

聯合國研究的學科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事實和考慮:

第一,聯合國在戰後曆史中的地位和影響。聯合國的成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成果和體現。《聯合國憲章》作爲最重要的國際法,確立了戰後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成爲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盡管由于東西方冷戰和美蘇爭霸,聯合國的作用受到極大限制,但聯合國通過維持和平行動、非殖民化、發展十年戰略等行動,仍然爲世界和平、發展和人權等做出了巨大貢獻。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聯合國通過不斷改革,在應對氣候變化、貧困、恐怖主義等全球性挑戰方面發揮著引領作用。聯合國已成爲全球性國際組織的成功範例。

第二,聯合國在現實世界中的重要性和獨特性。盡管存在著種種缺陷和問題,聯合國仍然可以被視爲當今世界開展國際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聯合國的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使其成爲國際體系的核心、國際秩序的基石和國際法治的象征。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在全球化受挫、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斷挑戰國際秩序的今天,以聯合國爲代表的多邊主義更顯示其價值。在通過發起倡議、推動議程和塑造規範以應對全球性問題和挑戰方面,聯合國發揮著獨特作用。

第三,聯合國在我國外交中的作用和意義。中國與聯合國的關系經曆了曲折的過程。但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聯合國的作用,並堅定支持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導作用。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正經曆從建設性參與到引領性參與的轉型。近年來,中國與聯合國合作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爲不確定的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確定性。作爲多邊外交的核心,中國的聯合國外交本身有許多亮點,並且在中國特色的周邊外交、大國外交和發展中國家外交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聯合國研究的學科化就是要對聯合國的曆史和現實以及中國的聯合國外交進行全面和系統的學理研究,並且主要基于聯合國的曆史研究、現實研究、問題研究和聯合國外交研究。

聯合國曆史研究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成立100周年。为什么要成立联合国,又如何发展到现在?这是聯合國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

聯合國75年曆史,大致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45年至1990年,即“戰後2年+冷戰43年”,聯合國的作用被弱化和邊緣化。

联合国成立后,会员国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团结和联合的世界,但现实是世界分裂为东西南北:东西方对抗、北约华约对峙、美苏争霸;南北不平等和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与冷战密不可分,一方面,冷战是联合国发展的 基本环境,甚至决定了联合国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联合国成为冷战的一部分。无论是朝鲜半岛的分裂,还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或者中东的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联合国都成为一个“原点”。本应成为战后世界“主角”的联合国,却成为冷战的“配角”。东西方对抗严重制约了联合国发挥作用的空间,美苏争霸更使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经常成为对抗的场所而不是合作的平台。

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铁城教授所带领的团队曾对联合国前史、联合国成立史和联合国的冷战史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并指出:“战后美苏从争夺霸权发展到全球对抗,联合国很快被淹没在冷战之中……大国极力要把联合国变成冷战的工具。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集团政策严重地伤害着联合国,并使其不断陷入各种困境之中”。 不过,联合国与冷战之间的关系和逻辑、冷战时期联合国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特别是早期关系等问题,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二階段:從1990年至2010年,即“冷戰結束後10年+新世紀10年”,盡管聯合國的作用上升但其權威卻不斷受到挑戰。

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發揮作用的環境和空間大爲改善。隨著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協商機制的建立,安理會發揮了更爲積極的作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數量不斷增加,並且更多地應對國家內部的沖突。聯合國設立建設和平架構,實施千年發展目標,倡導“保護的責任”規範,爲全球安全、發展和人權的治理提供新的路徑。在聯合國的推動下,防擴散和軍控領域取得新的進展,《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得以無限期延長,《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得以簽署。但是,聯合國的權威卻不斷受到挑戰。1999年,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以美國爲首的北約對南聯盟實施空襲;2003年,同樣在沒有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以美國爲主的聯合部隊入侵伊拉克;2011年,美英法在安理會授權範圍之外對利比亞進行軍事打擊。此外,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聯合國也未能在應對危機方面發揮主導作用。

关于冷战后的联合国,安南秘书长的首席新闻发言人埃克哈德以他在浙江大学讲学的课程讲稿基础上出版了著作。该书不是学术专著,但对了解冷战后联合国的某些事实还是很有帮助的。国内学界对冷战后联合国在维和行动、反恐、气候变化等具体领域和问题上的作用有所研究,但在有关冷战后联合国在全球安全和世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看到国内学者以“冷战后的联合国”为题的专著。联合国与冷战后的国 际秩序、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全球治理意义、冷战后的联合国改革特别是安理会改革进程等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階段:從2010年至今,聯合國的作用如何強化?

過去十年,聯合國所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挑戰同樣突出。2015年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聯合國舉辦了一系列峰會,其中,發展峰會通過了具有裏程碑意義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成爲全球發展的指導性文件。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近200個締約方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這表明國際社會在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方面取得普遍政治共識,爲全球治理創造了一個新範例。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成爲聯合國引領全球發展治理的兩大關鍵議程。2015年,聯合國還對和平與安全架構進行改革,突出預防沖突和可持續和平。從維和行動到和平行動,表明聯合國在全球安全治理領域的轉型。

與此同時,聯合國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來自單邊主義的挑戰。近年來,美國已陸續退出10多個國際機構、國際機制和國際條約,涉及國際安全、經貿、人權、文教、衛生、氣候變化等領域。美國還長期拖欠聯合國會費和維和費用,是造成聯合國財政危機的主要原因。美國的種種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爲給國際社會帶來諸多難題和困擾,加重了國際社會的治理赤字,增加了國際合作的難度,給多邊機制帶了負面效應;其次,來自非國家行爲體和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作爲最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聯合國在處理與非國家行爲體的關系和應對非傳統安全的挑戰方面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手段。盡管在倡導非傳統安全的理念和合作方面,聯合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如何把非傳統安全的理念和合作轉化和提升爲非傳統安全的治理,並與傳統安全治理有效結合,仍是聯合國面臨的重大課題;再次,聯合國自身改革的挑戰。傳統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的重新加劇,全球性問題和威脅的層出不窮,國際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要求聯合國通過自身改革以加強其權威和效力。否則,聯合國將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越來越被邊緣化。但是,近十年來,包括安理會改革在內的聯合國改革一直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能否在會員國主導和秘書長推動下,在安全、發展和管理三方面的改革取得成效,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決定聯合國的未來。

2015年,中国联合国协会组织国内专家就联合国70年的成就和挑战进行了全面总结。聯合國曆史研究不仅要回顾过去,更要在总结成就和分析挑战的基础上揭示未来。

聯合國現實研究

聯合國現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其机构和功能,即联合国主要是干什么的问题。联合国的功能广泛,主要包括安全、发展、人权,此外,还有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法治等。聯合國現實研究主要涉及联合国系统在国际安全、全球发展和世界人权中的作用。

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是聯合國的首要目標。爲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戰,在吸取國際聯盟教訓的基礎上,聯合國建立集體安全機制,實行大國一致原則。會員國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授予安全理事會,可采取包括軍事行動在內的一切手段以防止侵略、實現和平。冷戰開始後,直接的國際沖突主要發生在大國與小國或小國與小國之間,而不是大國之間。聯合國在實踐中創新地通過維持和平行動來處理國際沖突。維和行動處于和平方法和強制手段之間,成爲聯合國解決國際沖突的主要方式。冷戰結束後,聯合國的維和行動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強調維和前的預防沖突和維和後的建設和平。因此,我們需要從全球安全治理和國際公共安全産品的視角來審視和解讀聯合國維和行動。聯合國在防擴散、裁軍、軍備控制等傳統安全領域取得一定的進展。以防核擴散爲例,在維護《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有效性的同時,積極推動無核區建設,舉行核安全峰會,通過《制止核恐怖主義行爲國際公約》《禁止核武器條約》和安理會1540號決議等法律文件。在非傳統安全領域,聯合國在打擊恐怖主義和海盜、應對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處理難民移民等全球性問題上開展了大量工作。促進全球發展是聯合國開展的最爲廣泛的工作。

經社理事會和發展系統機構也是聯合國規模最大的機構。從1960年至2000年,聯合國實施了四個發展十年戰略,提出發達國家官方發展援助占國內生産總值(GDP)0.7%的標准和要求,體現了聯合國在全球發展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努力。2000年,聯合國又提出千年發展目標,作爲21世紀最初15年全球發展議程的核心內容和國際發展合作的主要框架,成爲全球發展治理的一個創舉和裏程碑。2015,聯合國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對千年發展目標的繼承和升級,也爲全球發展治理的轉型提供了契機。從四個發展十年戰略,到千年發展目標,再到《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體現了聯合國發展事業的繼承性和延續性,也標志著聯合國在建設全球發展共同體過程中發展理念、發展目標、發展手段的不斷超越和轉型。在促進全球發展方面,聯合國處于核心地位,發揮基礎性作用。但是,圍繞可持續發展,聯合國還需要與“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跨地區和地區性的國際組織開展合作,利用各自優勢,通過共享發展議程、共建發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關系,以完善全球發展治理體系。

促進和保護人權是聯合國的一項偉大事業。聯合國通過制定國際人權法律文件、成立人權事務專門機構、倡導人權理念規範等促進和保護人權,積極開展全球人權治理,致力于建設全球人權共同體。《聯合國憲章》七次提到人權。1948年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進一步明確了人權內涵,人權的內容也得到豐富和發展。聯合國還通過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一系列人權國際公約,以及一些重要的決議和宣言,規定會員國在人權方面的法律義務,有力地促進和保護了世界人權。

冷戰結束後,人權問題越來越突出,聯合國把人權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2005年,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式把人權作爲聯合國的三大工作支柱之一。聯合國還積極推動“保護的責任”的規範和“人權先行”的倡議,提出維和行動要以人民爲中心。聯合國許多機構從事與人權相關的工作。其中,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經濟、人道主義和文化)負責處理提高婦女地位、保護兒童、難民待遇、消除各種歧視等人權問題在內的各種議題。但是,直接處理和主管人權事務的機構主要包括人權條約機構、人權理事會和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聯合國在維護國際安全、推動全球發展、促進世界人權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聯合國機構來實現的。聯合國通過紐約總部和在日內瓦、維也納、內羅畢的辦事處,以及遍布世界各地的四萬多名工作人員,在政治安全、貿易發展、社會人權、科技衛生、勞工産權、文化體育、電信郵政、難民移民等領域開展工作。聯合國是一個系統,由主要機構、附屬機構、專門機構、基金方案、研究訓練、其他實體和相關組織等組成。除了處于聯合國系統核心的六大主要機構(又稱憲章機構),即大會、安理會、經社理事會、托管理事會、秘書處和國際法院,聯合國的15個專門機構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聯合國現實研究就是要探讨联合国如何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中坚守多边主义,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维护其基础性地位,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发挥稳定性作用。

聯合國問題研究

聯合國的活動具有廣泛性,涉及各個國家、地區和領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聯合國既要處理傳統問題,也要應對大量新興問題。其中,以下這些問題特別值得重視和研究。

第一,《聯合國憲章》研究。1945年6月26日簽訂(憲章日)、10月24日生效(聯合國日)的《聯合國憲章》共19章111條。憲章的宗旨體現了聯合國的精神和價值,而憲章確立的原則成爲戰後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面對國際社會出現的新問題、新威脅、新挑戰,憲章的意義何在,生命力何在?1965年和1973年,憲章曾進行修改,以增加安理會和經社理事會成員國。現在,作爲憲章機構之一的托管理事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作爲大會附屬機構的人權理事會能否升格爲主要機構?憲章中的某些條款(如“敵國”)和表述(如蘇聯、中華民國)是否還適當?因此,憲章是否需要再次修改,如何修改?這些問題都需要進行研究。

第二,联合国系统内部及联合国与其他国际组织间合作的研究。国际组织间合作是国际合作的一个新范式。由于和平、发展和人权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相关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加必要。其实,国际组织间合作广泛存在。国外学者对此已有一些研究,既有从理论上阐述国际组织间合作的原因和必要性,②也有分析国际组织间合作的实践案例,如:联合国五个区域委员会之间及区域委员会与联合国内部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联合国多个机构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合作;②联合国、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在和平行动中的合作;③联合国难民署与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在难民保护和难民政策中的合作。 国内学界对国际组织间合作的研究还不多见,更缺少从学理上的分析。

第三,各國的聯合國外交研究。會員國特別是大國與聯合國的關系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在各國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盡相同,在不同時期也會有變化。聯合國外交是一個國家整體外交的組成部分,但其目標、內容和方式等又有特殊性。聯合國外交研究可以有多個視角:一是會員國特別是大國的聯合國外交,這方面國內學界已有一些初步的研究,但還不夠系統和深入;二是聯合國框架下的雙邊關系研究,如中美關系、中俄關系等;三是會員國在聯合國特定領域內和問題上的合作。

第四,聯合國改革研究。聯合國改革是一個老問題,又是新課題。1965年,聯合國首次進行重大改革,對憲章第23條、第27條、第61條、第109條進行修正,安理會理事國由11國增至15國,經社理事會理事國由18國增至27國,後又增至54國。聯合國改革在會員國主導下,主要由秘書長推動。冷戰結束後,加利、安南、潘基文、古特雷斯等四任秘書長都進行了規模和力度不等的改革。其中安南秘書長的改革最爲廣泛和深遠。安理會改革是聯合國改革的重點和難點。目前,圍繞新增安理會成員類別、否決權、區域席位分配、擴大後安理會規模、安理會工作方法和安理會與大會關系五大問題,會員國在政府間談判的框架下推動安理會改革。聯合國改革,一方面是趨勢、潮流和共識,另一方面又複雜和艱難,因爲它涉及權力、程度和不同訴求。對聯合國改革的研究同樣迫切和重要。

第五,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研究。2015年,聯合國發展峰會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國際社會達成的政治共識。《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子目標對各國發展和國際發展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但三分之一時間過去了,其進展並不樂觀:一方面,這是由于在發展融資和發展夥伴關系等方面遇到很多困難;另一方面,則因爲近年來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重新擡頭,國際政治安全形勢更趨動蕩。聯合國正通過發展系統的改革,更好地爲《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服務。但更重要的是,國際社會如何在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加強合作,完善全球發展治理體系,實現互利共贏。這就需要深化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第六,联合国可持续和平研究。可持续和平是联合国倡导的新理念,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新途径。 可持续和平的核心是强调发展、人权与和平的相互关联和相辅相成。2016年4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分别通过决议,提出要采取新的综合方法来实现可持续和平。为此,联合国特别重视通过可持续发展、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来促进可持续和平。西方国家推崇自由和平、制度和平、民主和平等,中国学者提出“发展和平”概念。 可持续和平与上述理念和规范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可持续和平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如何契合?联合国在可持续和平中的作用是什么?这些都还有待研究。

第七,聯合國預防沖突研究。如果說,可持續發展是可持續和平的基礎,強調消除沖突的根源,那麽,預防沖突就是可持續和平的核心要素,突出預防在可持續和平中的首要位置。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的報告則指出,從長遠看,在預防上每花一美元,就可節約多達七美元。近年來,聯合國積極推動和平安全領域的改革,把各有側重但相互關聯的預防沖突、維和行動、建設和平、可持續和平這四個階段工作整合成爲統一的和平行動。在外交實踐中,我國比較重視維和行動,相對來說對預防沖突和建設和平的投入不足。學術研究上,我國學界對預防沖突的研究也不充分。

第八,聯合國與國際秩序研究。聯合國是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礎性、穩定性和建設性力量,《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成爲戰後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但在東西方對抗的冷戰格局下,聯合國的作用被弱化和邊緣化。冷戰結束後,聯合國也並沒有成爲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的主導性力量。聯合國應該吸取什麽樣的經驗和教訓?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聯合國如何加強其權威性和有效性?在未來新的國際秩序中,聯合國又將扮演什麽樣的角色?這些決定聯合國命運的問題和挑戰,需要我們去進行反思。

第九,聯合國與全球治理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聯合國是最早開展全球治理的國際機構。聯合國主導的維和行動和可持續發展議程具有全球治理的意義。在全球安全和發展治理過程中,聯合國也培育了一整套全球治理的理念、機制和能力。在全球公域(極地、深海、太空、網絡)治理中,聯合國也大有可爲。聯合國改革有利于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而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也將爲聯合國帶來新的活力和動力。聯合國與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性顯而易見。

第十,聯合國與國際法治研究。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指出,“法治是聯合國的核心概念”。發展和尊重國際法、推動和實現國際法治是聯合國的一項重要工作。聯合國推動國際法治的主要目標是實現國際關系的法治化和建立以法治爲基礎的國際秩序。從以武力和戰爭手段變爲通過政治和法律途徑解決國際爭端,以國際法治制約權力政治是人類文明和進步的標志。聯合國是運用政治和法律方式協調和處理國際關系的主要平台和機制。《聯合國憲章》是國際法治的核心和基礎。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具有立法、立規、立德功能,安理會在國際法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冷戰結束後,聯合國在推動國際爭端的司法解決方面不斷取得進展。聯合國與國際法治研究的重要性將日益凸顯。

中國的聯合國外交研究

联合国外交离不开联合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主要是如何处理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中國的聯合國外交研究就包括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历史研究、中国与联合国现实关系的研究、中国与联合国在重大问题上的合作的研究等。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多边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历史和现实都值得总结和研究。

中國的聯合國外交經曆了從一般性參與到建設性參與再到引領性參與的過程。一般性參與就是加入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和國際條約;建設性參與就是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與聯合國開展務實合作,爲聯合國做出越來越多的貢獻;引領性參與就是發揮率先和示範作用,主動倡導理念、設置議程、塑造規範。在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論和實踐中,聯合國外交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聯合國研究要爲中國的大國外交特別是聯合國外交服務。因此,以下幾個問題特別值得重視和研究。

第一,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传承、转型和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1年重返联合国以后,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点,但一直坚持多边主义、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这体现了中国联合国外交的传承性,也是中国外交的特色和优势。冷战结束后,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分摊的会费和维和经费已上升到第二位,且及时、足额交纳。中国的建设性参与为联合国的和平发展和人权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中国开始在联合国发挥引领性作用,如中国通过主办妇女峰会和南南合作圆桌会,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减贫、妇女、南南合作、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了率先和示范作用;中国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国际组织;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通过联合国开展对外援助;通 过主办金砖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互联网大会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担任亚信会议主席国,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此外,多位中国公民担任联合国机构的领导人。从建设性到引领性,标志着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转型。中国的引领性参与,使中国成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强大支柱,成为联合国和全球治理的中流砥柱。未来,中国的联合国外交还需要在传承和转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加强联合国外交与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之间的联动和结合,提高在联合国的议题示范和议程设置能力,把中国的理念、主张和方案转化为联合国的规则和规范等。

第二,中國與聯合國合作推動“兩個構建”和“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新型國際關系和“一帶一路”是中國爲解決全球性問題和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中國與聯合國合作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以及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途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的傳承和創新,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路徑與聯合國工作重點高度契合,聯合國系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力量。在堅持合作共贏、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國際爭端的政治解決、堅持國際關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的過程中,中國與聯合國有巨大的合作空間,共同成爲新型國際關系的建設者和引領者。通過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對接、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合作共建、積極利用南南合作的平台和框架,共建“一帶一路”,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將邁上新的台階。如何通過聯合國來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理念?聯合國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中的優勢、角色和作用是什麽?通過聯合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在實踐中有哪些經驗和教訓?通過與聯合國合作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和走深走實的主要路徑是什麽?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探討。

第三,联合国机构落户中国的策略和加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的路径。无论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转型,还是推动“两个构建”和“一带一路”建设,都需要一定的支撑体系。联合国机构落户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短板,亟待加强。1997年,国际竹藤组织是第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秘书处设在北京。目前,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约有 10个。此外,还有约30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若干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二类机构和项目机构总部设在中国。但还缺少“重量级”的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中国是联合国体系中地域代表性不足的会员国,不仅总量少,中国籍的专业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也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推送工作,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全球治理和国际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改变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中国籍职员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推送的实践中,我国形成了“政府—高校—社会”三方联动的路径和模式。无论是联合国机构落户还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我们都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强各方协调,制订切实可行的策略,创新工作思路和路径,以取得更好的成效。

從聯合國研究到聯合國學

聯合國曆史研究、现实研究、问题研究和外交研究,这需要加强整合,进行综合研究,同时,需要进行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推动联合国学的设立与发展。

聯合國是國際關系曆史發展的産物。聯合國的前史、成立史和發展史都與國際關系的演變密不可分。研究聯合國前史,就要與國際關系史特別是國際組織發展史聯系在一起。一方面,聯合國是國際關系發展演變和國際社會不斷組織化的結果;另一方面,聯合國又是國際組織從國際行政組織到國際政治組織、從區域國際組織到全球國際組織的産物。聯合國成立史與兩次世界大戰相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成立的國際聯盟未能有效地解決列強之間的矛盾,更無法避免大國之間走向沖突和戰爭。聯合國的籌建過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之一。冷戰時期的聯合國,既是大國爭奪的工具,也是中小國家爭取權利的舞台;既受東西方對抗的冷戰格局的制約,又有自主推動和平發展和人權事業的特性。可見,深入探討聯合國曆史,既要運用現實主義的分析工具和權力政治的視角,也要利用自由主義的分析工具和國際制度、國際合作的視角,更要探索新的方法和視角來解讀聯合國曆史。

聯合國是國際關系現實的一面鏡子。會員國的聯合國外交是其整體外交的一部分,或者說是爲其整體外交服務的。會員國在聯合國表達的立場和態度,對聯合國采取的政策,與聯合國的關系,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會員國的利益和價值。在聯合國內形成的不同集團反映了會員國之間的合作和競爭。但是,聯合國不僅僅是國際合作的平台和機制,也是國際關系中一個相對獨立的因素。聯合國已成爲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非國家行爲體,成爲決定國際關系發展變化的重要力量。聯合國在安全、發展和人權等領域推動的議程和開展的工作是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聯合國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權威性,一定程度上擁有塑造國際關系的能力。聯合國與會員國之間的互動邏輯、聯合國在國際關系中扮演的角色、聯合國機制的運轉、各種利益力量和觀念價值在聯合國的較量,都值得去解構和建構。

聯合國爲全球問題的解決提供一部分答案。聯合國本身和內部也有不少問題,但這些問題更多的是國際關系問題在聯合國的一種體現。聯合國是創始國爲避免戰爭、實現和平設計出的一條路徑和一個方案。《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原則和機制在戰後國際關系中得到實施,但也有一部分得到豐富和創新。維和行動和發展十年戰略都是聯合國在實踐中創立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和大量全球性問題是聯合國面臨的新挑戰,氣候變化就是其中之一。可持續發展、可持續和平、預防沖突、國際秩序、全球治理、國際法治等都是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世界的根本性問題,又與聯合國息息相關。《聯合國憲章》、國際組織間合作、聯合國改革、各國的聯合國外交等問題則關系到聯合國的前途和命運。無論是聯合國內部的問題,還是世界性的問題,都需要我們不僅從政策和戰略層面上的分析,更需要從學理和學科的高度和深度進行探索。

联合国外交的实践和研究亟待加强。联合国外交在会员国外交中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也能反映其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大国的联合国外交则往往能产生更大的影响。联合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其重要性已不能与创立时同日而语,但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重要性将越 来 越 突出。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正经历从建设性到引领性的转型。无论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在国际上落地生根,还是推动“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和走深走实,都需要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合作。而在美国信奉单边主义、中国坚守多边主义的大背景下,联合国机构落户中国和中国籍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这同样需要联合国外交研究更上一个台阶。

聯合國學是以聯合國爲研究對象,以聯合國曆史發展、結構功能、現實問題爲研究內容,以揭示聯合國在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爲研究任務,綜合運用國際關系學、國際法學、國際組織學等研究方法和手段,是一門交叉學科和新興學科。聯合國學有明確的研究對象,清晰的曆史,豐富的現實,重大的問題,適用多樣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將成爲國際問題研究的新亮點。

結語

2020年,新型肺炎疫情席卷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也同樣沖擊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疫情的大流行不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也造成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人類危機。這對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在內的聯合國體系也形成重大的挑戰。面對疫情,聯合國需要革新,以適應一個全新的世界。如何加強聯合國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如何實現聯合國內部的透明和高效,如何更好地發揮聯合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和協調作用,都是聯合國面臨的新挑戰,也是聯合國學將要關注的重點課題。

2020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在新的曆史時期,聯合國何去何從,值得各會員國和“我們聯合國人民”的深思。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起“關于世界未來的最大規模的全球對話”,就我們想要的世界傾聽每個人的聲音。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建設一個更強大的聯合國,爲不確定的世界注入穩定性力量,聯合國研究理當發出更強的聲音。

2021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50周年。多邊主義不僅是一種政策工具,更是一種價值和信念。中國堅定支持以聯合國爲核心的多邊合作和國際秩序。聯合國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聯合國。爲了更好地開展聯合國外交,加強中國與聯合國的合作,爲世界提供更多的信心,聯合國研究需要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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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29日 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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