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社科 理論研究

世界政治學的提出和探索

袁文坤

2021年02月03日 08:15

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1期

在“世界政治學”這個學科性概念出來之前,世界政治泛指中國之外的全球性、地區性和國家性的政治現象,是國際關系的另一種習慣性說法,意指國內外政治聯系的密切性。國際關系研究的是國家之間的現狀性結構或結果性結構,少有研究過程性結構或曆時性結構;另外,支配性大國之間關系顯然並不局限于兩國之間,必然是世界性乃至全球性的政治。因此,傳統的國際關系研究需要轉型與升級。事實上,哲學社會科學界的有識之士已經有這樣的呼籲,王緝思早就主張將“世界政治”學科列入教育部學科目錄,並將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定位爲“世界政治的終極目標”。提出“天下體系”的趙汀陽在2009年就指出,基于民族國家概念的國際關系學根本無法面對“天下”,主張以“世界政治學”取代國際關系學,世界政治是天下體系的研究單位。在國外,超出國際關系學的世界政治研究早已經事實性存在,比如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序言中就指出,該書是在建構一種“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提出了不同于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用于理解世界秩序的“文明範式”。

如何推進世界政治研究?筆者主張世界政治研究是比較政治與國際關系的一種綜合式研究,進而探討了世界政治研究的範式問題,指出世界政治是一個層次性概念,不同的層次具有不同的研究單元。筆者還專門以政治思潮爲研究單元,考察了世界政治的變遷曆程。由此,中國的世界政治學研究奠定了一個基本方向。在此基礎上,本文要探討的是:如何定義世界政治學?世界政治學的研究單元(或者研究主題)爲什麽是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學的研究路徑是什麽?

一、世界政治學的學科內涵

給一門學科下定義有很大難度,因爲一個概念化定義很難准確地概括一門學科的內涵,因此任何學科性定義都具有爭議性。盡管如此,概念或定義具有簡明化、可理解的優勢,有助于加強人們對新事物的認識,即有助于推進學科建設,爲此筆者還是力圖給世界政治學一個具有學科定位性質的定義。

首先,需要明確“世界政治”或者“全球政治”是個一體化的結構性概念,是某種政治力量或者行動單元將國家政治、地區政治與世界聯結起來,形成一體化的結構性的世界政治,從而實現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同頻共振。就此而言,世界政治完全不同于傳統的以大國關系爲主要研究對象的國際關系研究。國際關系主要聚焦于雙邊關系,其中尤其以國家利益爲關切,因此國際關系的變化並不一定誘發世界政治的變革,雖然世界上最重要國家間關系的變化會影響到世界政治的走向。

其次,世界政治是一個曆時性的經驗性概念。在工業革命之前,無所謂世界政治,只有國家政治和地區政治之說,比如儒家文明的東亞秩序、印度主導的南亞秩序、基督教文明的歐洲秩序和伊斯蘭文明的中東秩序,那時只有地區秩序而無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也是世界政治的另一種表述。“世界秩序”本身就意味它是一個結構性的或者超級單元性質的概念。同時,既然是一個曆時性的經驗性概念,世界政治研究其實主要集中于工業革命以來300年、充其量是人類大航海以來500年的全球史。

再次,研究單元的重要性。全球史或者新世界史對于理解世界政治至關重要,但世界政治無所不包,研究者應該如何把握世界政治的演進?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啓示就是尋找不同事物的演化路線圖,它是一種去國家化的研究路徑。我們可以不接受這種研究方式,但其尋找研究單元的方式則爲我們認識世界政治提供了啓示,比如全球環境的演進、某種物件(比如玉米、胡椒)傳播的全球化。尋找恰切的研究單元,也是近幾十年來國際社會科學的一種重要進展。

這樣,我們給世界政治學一個結構性的、經驗性的、具有明確研究單元的概念:政治思潮誘發的國內制度變遷以及在此基礎上塑造的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政治思潮屬于政治理論的範疇,國內制度變遷屬于比較政治學的範疇並聚焦于制度分析,大國關系和世界秩序屬于國際政治學的範疇並聚焦于大國關系,因此世界政治學是政治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種綜合式集成研究。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是一種結果性結構或者現狀性結構,而政治思潮和國內制度變遷則是一種曆時性的過程性結構研究的對象。

在這個概念中,似乎有一個循環論證的問題,即政治思潮從哪裏來?物質財富刺激了政治思潮,但物質財富本身並不直接刺激制度變遷,因此不是一個好的研究單元;物質財富又從哪裏來?因此,很難把物質財富作爲世界政治學的一種研究單元。

世界政治学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型与升级,因为它不但添加了过程性结构的因素,而且把过程性结构研究视为理解现状性结构的前提。这无疑加深了研究的难度。但追求历史真相或者现实真相的学术研究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简单性方法不管用。那些给人类认识自己所处社会结构有着重大启示的研究,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研究、亨廷顿的世界秩序研究,无不从研究过程性结构开始而描绘现状性结构。相反,那些聚焦于现状性结构的研究,无论是比较政治学的民主转型研究,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虽然都曾流行一时但因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实证性(the becoming)而非科学主义的实存性(the being)而昙花一现。

在時間性的維度上,我們看看這個概念的解釋性。我們耳熟能詳的一種說法其實就是一種世界政治學:“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政治思潮根本性地改變了中國的國內政治制度並因此改變了東亞秩序、中美關系、中蘇關系乃至世界秩序;同樣,改革開放帶來了國內制度變遷並因此重塑了中蘇關系和中美關系並改變了世界秩序。這是我們最熟悉的世界政治史。往遠的說,自由帝國主義塑造了1700—1900年的世界秩序,其內在曆史邏輯是作爲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根本性地改變了歐美的國內秩序,基于自由主義的帝國主義在19世紀下半葉改變了全世界,從而形成了自由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進入20世紀,世界政治出現了波蘭尼所說的“反向運動”,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民主解放運動改變了很多國家的國內政治制度或使得發展中地區得到“民族解放”,從而解構了自由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並使得世界政治呈現對峙狀態即“冷戰”。“冷戰”是典型的意識形態戰爭,我們熟悉的國際社會科學就是冷戰的産物,作爲“宣傳戰”的社會科學比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催生了“聖彼得堡幫”,也在思想上改變了以戈爾巴喬夫爲代表的蘇共上層,最終導致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從而形成美國獨霸的自由帝國主義世界秩序。但是,多元主義文化催生的身份政治或者認同政治正在讓美國面臨“國民性危機”,其對世界秩序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

我們爲什麽要倡導世界政治學?世界政治學不但具有學科革命的意義,對于中國人而言,世界政治學的意義既是政治的,也是思想的。在政治上,讓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系,中國依然處于自由帝國主義的世界秩序之中,如果中國不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就如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命運一樣,中國充其量是另一個大號的發展中國家而已;而具有超級規模的中國走了自己的道路以及由此崛起,對既有的世界體系構成挑戰,就與既有的世界體系形成緊張關系,這是我們理解目前中美關系的深層根源。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基礎上的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顯然不能解釋具有世界秩序意義的中美關系。在思想上或者學術上,世界政治學告訴我們,世界秩序的維護不但依靠經濟再生産,還依靠文化再生産,當代國際社會科學就是這種體系性結構的産物。19世紀最後20年和20世紀上半葉,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最終作爲學科建制出現在西方各大學,但是這些學科知識95%都是在5個國家——英國、法國、美國、德國和意大利進行的,而且這些社會科學也主要是研究這5個國家。這5個國家提供了學科建制模型和研究範式,由此而建構了“世界鏡像”,雖然其他國家的社會科學逐漸形成,但知識體系和研究範式依然是外源性的,依然在既定的知識體系中打轉轉。

世界政治學旨在認識“實存的世界”,而其研究單元將有助于揭示我們所處于其中的並時刻約束著我們思維和行爲的那個世界政治結構。

二、世界政治的研究單元:政治思潮

尋找適當的研究單元,是能否認識或者接近認識事物對象的關鍵。而什麽是世界政治的好的研究單元,取決于我們對于世界政治形成過程的認識。我們看到,在時間性上,有三種力量最終將國家政治、地區政治聯結成結構性網絡的世界政治,它們依次是:技術、資本和政治思潮。

首先是技術的力量,比如航海技術曾經具有決定性作用,但是航海只是把人類松散地聯結起來,而互聯網把人類真正構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化社會。技術改變世界,與航海技術密切相關的槍炮也很重要。但是,技術可能制造世界霸權和不平等,但並不必然改變各國政治的面貌,與世界政治的變遷存在複雜的、但並非直接的因果關系。說到底,技術是一種工具,工具本身不會具有能動性,有能動性的還是人。正因如此,世界史上常見的現象是,曾經擁有先進技術的國家並不必然將這些技術轉化爲生産力,它也並不必然成爲一種改變世界的力量。

在世界近代史上,驅動技術開拓世界的有資本的力量,因此技術所到之處,資本總是形影不離,而且資本總是運用槍炮技術進一步改變世界,這是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的一般軌迹。因此,資本或者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資本主義,就是理解世界政治變遷的一個絕對少不了的研究主題或者研究單元。這一工作已經由沃勒斯坦完成,其四卷本《現代世界體系》就是以資本爲研究單元而系統地論證了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的形成過程。值得注意的是,生産方式的資本主義與什麽樣的政治制度相匹配?曆史與現實表明,政治與經濟之間並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古希臘和古羅馬在經濟制度上是奴隸制,在政治制度上有民主制和共和制;美國建立的是共和制,但從最初的奴隸制演變爲農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的複雜性關系是我們理解資本主義作用程度的前提。

資本主義改變了世界或世界政治,但資本主義並不是無源之水。沃勒斯坦深入地考察了作爲一種生産方式的資本主義的國內政治社會結構的決定性作用,這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研究所不能及之處。在筆者看來,即使一國有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或者生産方式,但並不必然能夠改變一國的社會結構,雖然可能對社會結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這是20世紀世界史給我們的啓示,比如大多數民族解放運動的國家在政治上獨立了,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但社會結構依舊,比如度的種姓制度和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封建性質的土地世襲制度,從而根本性地制約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也約束了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運行。

由此給予我們進一步的啓示是,資本的表現形式有投資和貿易,對一個國家的投資和貿易能夠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嗎?這大概是一個理論假設,投資—貿易改變政治體制,美國對華的“接觸中改變”戰略就是基于這種理論邏輯。特朗普政府已經宣告這種戰略的失敗,基于這種邏輯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無疑也應該反思研究假設的出發點,尤其是應該理解世界曆史的複雜性,作爲資本表現形式的投資和貿易可以和任何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結盟而非必然去改變。無疑,投資—貿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到社會結構的改變,通過貿易催生一個依賴國際貿易的中間階層,比如中國曆史上稱之爲“買辦階級”,“買辦階級”因資本主義貿易而生,無疑是親資本主義經濟的,但其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爲在曆史上又是什麽樣的?又比如,改革開放所催生的新商業階層,實業家們更主張自主性利益,而金融階層有的雖然可能更親外源性資源,但他們並不必然追求政治制度的改變。學術研究不能靠理論的假設去推演,只能在曆史的和現實的研究中去發現真相。

世界曆史發展告訴我們,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中,也存在多種政治制度,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與國內制度變遷並不是必然一一對應的關系,資本主義可能非常間接地影響到國內政治並因而間接地影響到國際關系和世界秩序。世界政治研究追問的是國內政治與世界秩序的同源性和同頻共振現象。

那麽,是什麽力量讓國內外政治聯結起來、甚至同頻共振而具有世界政治性質呢?無疑是政治思潮。這樣的判斷來自曆史經驗而非意識形態假設。英國革命、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標志著資本主義在北美、歐洲大陸的勝利,伴隨著革命或者推動著革命的無疑是作爲資産階級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最核心的關切就是財産權,那麽財富是怎麽來的?作爲販奴者的約翰·洛克提出了17世紀最有力量的殖民主義理論——勞動創造財富,印第安人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不算財富,殖民者開墾之後才算財富,而且販奴是一種創造財富的貿易。國內自由主義的對外形態就是自由帝國主義,到19世紀末,在歐美內部,資本主義政治秩序徹底確立,世界殖民主義體系形成。曆經三個世紀形成的殖民主義體系,意味著西方征服了世界。爲了讓世界接受這種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論證這種秩序的合法性、合理性乃至神聖性,幾代自由主義思想家開展了“文化帝國主義”即旨在改變人們心理結構的論述。第一代文化帝國主義發生于19世紀中葉,其代表就是小密爾之父在《英屬印度史》中的人種等級論,托克維爾也是在白人優越論基礎上爲法國在非洲的殖民行動辯護。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了第二代文化帝國主義,以馬克斯·韋伯爲代表,其新教倫理就是一種文化優越論,這其實是白人優越論的文化表述。第三代文化帝國主義發生于冷戰後期,表達的是制度優越論的“曆史終結論”。民族自決權是對人種優越論的一種解放運動和解構性表述,但是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似乎俘獲了一些非西方國家,它們的國內政治因此而被改變,從而維護著自由帝國主義世界秩序。

資本秩序引起國內政治的不平等,因此激發了以平等、公正爲目標的社會主義運動;殖民主義體現世界政治的不平等,激發了民族自決權訴的民族主義運動。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就構成了一副宏大的世界政治圖景,昭示著近代世界演進的路線圖。無論是文化優越論還是制度優越論,說到底是文化殖民主義的隱喻表達,因此殖民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鬥爭依然是時代性重大問題,正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依然是鮮活的政治表現。

顯然,只有政治思潮的角度,才能明白世界政治的實質和國際關系的真相,才能理解我們爲什麽以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去思考問題,也才能理解美國突然要對中國搞不妥協的意識形態戰爭。說到底,中國道路不僅解決了民族自決權問題,還沖擊了長期信奉文化優越論和制度優越論的西方,中國的發展不但改變了自己,也正在改變幾百年來形成的不平等的自由帝國主義世界秩序。在這個意義上,中美關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際關系,而是誰主導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問題。僅僅在理解中美關系實質的意義上,傳統的國際關系學也亟須轉型升級爲世界政治學。

與政治思潮有關的國際關系理論是建構主義,它是一個好理論,但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顯然不是在討論這些推動世界政治變遷的政治思潮諸如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而是如何“認知”國際關系。重視觀念與外交政策關系的基歐漢等人也只是局限于觀念對于個案性政策的影響,而不是研究宏觀曆史的世界秩序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指望作爲研究單元的政治思潮回答所有問題,因爲世界政治是一個層次性概念,有深層結構、單元層次和次單元層次,不同的層次有不同的研究單元。我們之所以特別強調政治思潮,是因爲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學乃至比較政治研究都忽視其重要性,從而導致研究質量的下降。政治思潮研究單元主要用于理解深層結構問題,而深層結構是理解國家主體的單元層次、社會主體的次單元層次的前提。比如,關于目前中美關系的判斷,很多人(尤其是國際關系的“票友”們)停留在單元層次上認識問題,即以國際關系的種種現象而審視中美關系,以至于把目前中美關系的對抗性歸咎于中國外交方式,這顯然是因爲缺少深層結構的認識而顛倒了因果關系。事實上,美國所以不惜犧牲中美關系爲代價,正是爲了護衛自己長期主導的世界秩序這個深層結構,而中國以自己的發展而可能改變這個幾百年來形成的深層結構,然而發展權是中國的一種自然權利,美國企圖剝奪這種自然權利,所以中美遭遇戰似乎是一種必然。世界政治更深層的是全球治理問題。

三、世界政治的研究路徑:曆史政治學

作爲學科的世界政治學至少包括兩大部分:世界政治的演化軌迹(世界政治史)及其在現實世界政治的一些連續性現象、基于世界政治史而形成的世界政治理論。筆者認爲,無論是世界政治史還是世界政治理論的研究,都離不開曆史政治學的研究路徑。

對于什麽是曆史政治學、曆史政治學具有什麽功能、曆史政治學處于怎樣的學科地位,已有專文論述。簡單地說,曆史政治學就是研究曆史的情景性(認識論)、方法論上的時間性和本體論上的結構性關系主義而提煉概念和知識,並研究善治之道。在諸多政治學流派中,曆史政治學堪稱中國政治學的代表。

(一)世界政治史與曆史政治學

世界政治學的基礎是世界政治史,正如經濟史之于經濟學、政治史之于政治學、國際關系史之于國際關系學的重要性。十分詭異的是,國際社會科學中有發達的世界經濟史、國際關系史、國別政治史,唯獨沒有世界政治史。個中原因或許是,世界政治史是研究近代世界的政治真相,這個故事太血腥、太不公正了,因此才有“去國家化”的全球史的興起,以物化的全球史掩蓋國家主體所展開的血腥的世界政治史。

如何書寫世界政治史?如前,重要的研究單元有技術、資本和政治思潮,其中資本和政治思潮的關系最值得重視,或者說資本和思想的互動構成了世界政治變遷的基本曆史。作爲史學的世界政治史,其中的“政治”就是資本和思想的互嵌而構成的一種結構性關系(網絡);理解這種曆史存在性,需要時間性方法論和條件性認識論。比如,如果停留在文本上去讀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很多人就會膜拜有加,甚至認爲是“經典中的經典”;但是,如果引入時間性和作爲條件的情景性,就會明白,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其實是一種文化種族主義的自由帝國主義理論,中國人就不會盲目地視之爲“經典”,就不會不自覺地被思想殖民。把思想置入時間性和情景性中的曆史,才能真正理解思想所構成的世界政治史到底是怎麽發生的。

在某種意義上,曆史政治學是一種“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因而是尋求真相的世界政治史的一種最佳研究路徑。

(二)世界政治理論與曆史政治學

如果說世界政治史是世界政治學的基礎,世界政治理論則代表著世界政治學的發展狀況。我們認爲,最能真正解釋世界政治的現有理論還是帝國主義論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世界體系理論、旨在維護不平等結構的文明沖突論,還有筆者尋求替代性世界秩序的世界政治體系理論,這些理論的研究路徑都離不開曆史政治學。

——帝國主義論。關于帝國主義的認知分爲以下幾類:第一類是以托克維爾爲代表的種族帝國主義鼓吹者,第二類是以馬克斯·韋伯爲代表的文化帝國主義鼓吹者,第三類是以霍布森和漢斯·摩根索爲代表的帝國主義政治的描述者,第四類是以列甯爲代表的帝國主義政治的批判者、革命者,第五類是以肯尼斯·華爾茲爲代表的爲維護現狀結構而“去帝國主義”者。無論什麽政治立場,只要回到世界近代史,就能發現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的另一面是帝國主義政治,即當歐陸列強之間搞實力政治的均勢政治的同時,列強在全世界建立起了殖民主義世界體系,而且列強主導的世界政治結構依然沒有改變,今天依然處于帝國主義時代。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的國際關系理論那裏,談論現實主義必然和帝國主義聯系起來。到了70、80年代,流行的結構現實主義做到了“去帝國主義化”,即將西方(尤其是美國)國家性格中的帝國主義屬性徹底抹去,使得國際關系學界認爲國家之間都是中性的“實力政治”的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關系學被認爲是美國特有的社會科學,其核心假設是基于“實力政治”而達成“均勢”的現實主義理論。作爲“冷戰學”前沿的國際關系學完美地完成了一項政治任務,但這個作爲政治任務的論述,在中國卻變成了學術標准乃至價值標准,久而久之,“帝國主義”作爲一個分析性概念被請進曆史博物館。然而,不但美國對待伊朗和委內瑞拉的行爲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對待華爲公司難道不也是赤裸裸的帝國主義強盜行爲嗎?國際關系學本來是曆史學的副産品,但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卻做到了“去曆史”,曆史政治學路徑必然“找回曆史”,引入時間性和情景性以重新認識國際關系和世界政治的本質屬性,避免自我忽悠和誤讀現實。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論。如果說帝國主義政治是一種客觀的曆史和現實存在,在筆者看來,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研究所形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概念,就是在回答帝國主義的曆史的國家的根源。沃勒斯坦是曆史社會學的代表學者。趙鼎新認爲,老一代的曆史社會學就是曆史政治學。確實,沃勒斯坦論證“中心國家”的邏輯堪稱曆史的政治社會學:中心國家的出現是因爲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競爭力,而資本主義競爭力源自強大的國家統治能力,國家統治能力或者自主性程度又取決于當時的社會結構,法國式碎片化社會結構難以形成強國家,而英國的共識性社會有助于形成強大國家。沃勒斯坦的曆史政治學研究根本性地否定了英國興起中的低稅制和代議制民主等傳說,但是20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的新制度經濟學依然無視如此耀眼的知識財富而“發明”出所謂的國家興衰的三原則:國家目的悖論、私有産權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事實上,這些理論不但是非曆史的,還是導致發展中國家所以不發展的根本原因,發展中國家的一道障礙不就是世襲制土地制度嗎?

——文明沖突論。在亨廷頓看來,冷戰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曆史的終結”,美國不能高枕無憂,因爲還存在“文明的沖突”。用亨廷頓的話說,“文明範式”是一種“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而文明沖突的世界政治結構無疑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有著千年的恩怨——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但是伊斯蘭文明中沒有大型核心國家,因此伊斯蘭文明不會對基督教文明構成根本挑戰;而兩千年前形成的儒家文明主導的東亞秩序將強勢回歸世界政治舞台,而且有中國這樣的巨型的核心儒家文明國家,將是對基督教文明主導的世界秩序的根本性挑戰。文明範式的世界性影響自不待說,而文明範式就形成于時間進程這樣的曆史政治學分析概念。

——世界政治體系論。根據500年來的以國家爲主體的世界政治史,依據軍事權力、經濟權力和文化權力互動所形成的世界秩序,是一種以政治權力結構爲核心的世界政治體系。假設,政治權力結構是其他權力互動的結果,而其形成過程中文化權力或政治思潮具有中介機制性作用,即軍事權力和經濟權力所達成的一種結構通過政治思潮的影響而合理化、合法化,從而形成普遍性接受的一種權力關系。因此,我們主張將政治思潮視爲研究世界政治變遷的一種研究單元。世界政治體系理論旨在尋找新的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同時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看上去都是現代國家的“民族國家”之行爲方式爲什麽存在天壤之別,進而有助于我們認知世界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人所以爲人的思維框架是如何形成的。

四、結語

作爲一種新研究議程的世界政治學如期而至,是因爲傳統的研究議程已經不能有效地認識國際關系的本質,更不能理解世界政治的現狀。國際社會科學的進步即競爭性“研究單元”的發現,爲研究看上去無所不包的世界政治提供了現實性可能;曆史政治學的出現,又爲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可操作路徑。時代的呼喚,知識論上的範式革命和方法論上的創新,都爲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可預期的前景。

世界政治學是國際關系學的轉型與升級。也就是說,“專屬美國的社會科學”、基于民族國家行爲主體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已經窮盡其理論價值並較爲徹底地表現其有限的解釋力,我們實在沒有必要固守于此而止步不前。而且,作爲社會科學的國際關系理論是時代的産物,巨變時代的世界政治無疑需要新的國際關系理論和世界政治理論,更何況這個巨變時代因國家屬性迥異的文明型國家即中國的崛起而發生,既有的理論範式與時代、實踐産生了巨大的脫節,基于中國曆史文化的世界政治理論的誕生是曆史的呼喚。

和各個時代的主導型國家一樣,崛起而且因自身發展而改變了世界秩序的中國必然要提出自己的曆史觀,它在塑造人類秩序中起重要作用,這就意味著作爲“新史學”的世界政治史研究刻不容緩。基于世界政治史研究的世界政治學的曆史觀—世界觀將告知人們,中國的崛起根本性地改變了世界秩序的形成方式。如果說過去30年的世界是由槍炮加貿易構成的帝國秩序,而新時代的世界秩序則是和平與發展的結果——中國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個依靠自身而非暴力掠奪而崛起的國家。因此,不同于帝國秩序追求的強權,中國追求的是影響力,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塑造之中,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存的新世界秩序因中國的倡導而成爲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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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學50年:現實變革、議題設定與理論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