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論選摘 理論研究

代際公正議題的既有論證是否成立?

趙慶秋

2020年07月27日 10:22

韓東屏
《倫理學研究》2020年第2期


學界關于代際公正議題可以成立的論證,大致可梳理爲四種,這就是羅爾斯論證、功利主義論證、道義論論證和共同體論證。

雖然從邏輯上說,在代際公正議題中,首先需要解決該議題能否成立的問題。但從學術研究的實際發展過程看,學者們一開始談論的卻是如何實現代際公正的問題,而代際公正議題能否成立的問題則似乎根本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認爲代際公正議題的合法性是理所當然和毋庸置疑說。羅爾斯作爲早期凸顯代際公正議題的關鍵人物,大概也是這種想法,所以他只有一句話可以被視爲代際公正可以成立的論證:“每一代不僅必須保持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完整地堅持已建立的正義制度,而且也必須在每一代的時間裏,儲備適當數量的實際資金積累。這種儲存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包括從對機器和其它生産資料的純投資到學習和教育方面的投資,等等。”

但是,他卻並沒有進一步告訴我們爲什麽“必須”做這一切?尤其是爲什麽“也必須在每一代的時間裏,儲備適當數量的實際資金積累”?當代人必須做的事情並非一定都與後代人相關,或者只能從後代人哪裏才能得到合理性說明,比如當代人必須進行生産、必須防止天災人禍就是只需從當代人本身出發就能得到充分說明的。當然,如果當代人儲備資金是爲後代人著想,那就的確會與後代人相關,不過這也不意味此事一定關乎公正。這裏無非兩種情況。其一,儲備資金僅僅是指將前代人傳給當代人的資金,再由當代人等量地傳給後代人。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當代人爲後代儲備資金,而是前代人爲所有的後代人儲備資金,這就不需要當代人爲此進行任何公正議題的思考;其二,儲備資金是指超出前代人留給當代人資金總數之外的資金。由于這些資金只能是當代人的創造果實,那麽是否儲存和儲存多少給後代人,就顯然只須由當代人自己說了算,而無須設想後代人的意見,因爲這屬于當代人對後代人的贈予,而贈予並不關乎公正與否。因此,關于代際公正議題合法性的羅爾斯論證是不能成立的。

與羅爾斯論證只是他一個人的論證不同,功利主義論證出自多個學者的多種說法,不過經概括,它們最終也只是兩句話:“一個功利主義者必然像關心他的同時代人的利益那樣關心後代的利益”。因爲功利主義所主張的基本原則是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裏,第一句話是發起代際公正議題的西季威克說的,由于他涉及代際公正議題能否成立的問題也僅有這一句話,並且沒有交代所謂“必然”的原因,因而後來的功利主義論證者就都把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作爲了立論的基礎,用其作爲“必然”的理據。

功利主義論證同樣存在缺陷,它的最大問題是,功利主義並不是一個已經得到人們普遍承認的正確道理,而是一種遭到諸多有效批判而無法進行辯解的有缺陷的理論。因此,用功利主義爲代際公正議題進行合法性論證,充其量只能被功利主義者自己認同。另一個問題是,功利主義的基本原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並不是在代際的背景下提出的,而只是以同代爲前提,因而僅根據這個原則,其實還不能夠說明爲什麽“一個功利主義者必然像關心他的同時代人的利益那樣關心後代的利益”。因爲“同時代人”與“後代人”畢竟存在差異。這個差異就是同時代人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動具有相互施惠的效果,同時代人作爲前代人雖然也可以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活動包括後代人的利益,但後代人卻不能使自己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動也包括前代人的利益。既然如此,前代人就不會有“像關心他的同時代人的利益那樣關心後代的利益”的所謂“必然性”。所以,即便從功利主義陣營內部說,這種基本原則方式的立論也是不成立的。

道義論論證跟功利主義論證在方法上相似,也是從自己的原則出發立論。具體說,就是從康德關于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原則出發來推論代際公正議題的必要性:“康德的絕對律令體現了對人類的普遍尊重,其主張的把人作爲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的觀點,在代際正義論證上有著更強的理論說服力……也就是說,不論是當代人之間還是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彼此都應該作爲‘目的’,而不是僅僅作爲‘手段’來對待……當代人在實施可能對後代人造成影響的行爲上,同樣要尊重後代人作爲人所享有的道德上的尊重,而不能任意實施損害後代人利益,或者剝奪其享有人類文明成果機會的行爲,即,當代人對後代人是負有一定的義務和責任的。”

與功利主義一樣,康德的道義論也是飽受非議的一家之言,但其“人是目的”的觀點還是可以得到普遍的承認。不過這仍然不意味道義論論證可以成立,因爲它存在一個無法補救的“命門”,這就是在當代人之間可以做到的互爲目的及彼此尊重,能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實現嗎?確切說來,後代人能尊重前代人,實際地視前代人爲目的並據此爲前代人行事嗎?顯然不能。這就說明在論證邏輯上,道義論並不能從當代人的互爲目及彼此尊重的前提,推出當代人也要視後代人爲目的,也要尊重後代人的結論。

約翰·奧內爾會爲缺乏相互性的道義論論證和功利主義論證背書,反對後代人不能以前代人爲目的並爲之帶來利益的觀點:“未來世代可以給我們帶來好處或傷害:我們生活的成功或失敗依賴于他們,因爲只有他們才能完成我們的目標。”[14]只是這個辯解不經一駁。由于每個人的“成功或失敗”,都已在其生命結束之時就被劃上了句號,因而後代人再進行相同的努力,也只屬于後代人自己的成功或失敗。

隨後,爲了解決代際公正議題論證中,“我們可以爲後代做事,但後代不能爲我們做事”的難題,[15]共同體論證出場了。這種新論證的基本邏輯可以被提煉爲:共同體是形成公正議題的充要條件,由于“跨代共同體”的存在是可以證成的,因而在代際之間就一定存在公正議題。只不過在參與共同體論證的學者中,有人是從義務的維度論證共同體是公正議題的充要條件,有人是從責任的維度論證共同體是公正議題的充要條件,有人是從權利的維度論證共同體是公正議題的充要條件。[16]可惜,由于所有的共同體論證者都共同地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致使他們不論是從哪個維度出發所做出的論證都毀于一旦,成了無用功。這個事實就是:共同體其實並不是産生公正議題的充要條件,因爲在不同的共同體之間,如家族與家族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和國家與國家之間等等,無疑也存在著相互對待中的公正與否的問題。這就是說,這些非同一共同體的主體之間也會有交往互動,而各自爲之所采取的不同交往互動方式由于會産生不同的結果,這就可作公正或不公正的評說。既然公正也在共同體之外,僅憑共同體就不足以說明必有代際公正存在。

綜上可知,已有的關于代際公正議題可以成立的所有論證,都因自身存在某種纰漏而未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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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27日 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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