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論選摘 理論研究

人口代際化正從根本上改變未來政治主題

趙慶秋

2020年10月10日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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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智庫網

在過去的分析中,“安邦100+”團隊曾經指出過一點:創造了中國經濟奇迹的“六零後”(指1957-1975年這一代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新生的“後浪”們已經開始成爲社會的主導性力量,換言之,人口的代際化差異正在改變著我國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的主題。實際上,這種由人口的代際變化所引發的社會變化,並不只是中國的個例,我們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這種明確的變化軌迹。可以確定,未來的世界將展現出一個與過去完全不同價值追求與行事方式,而這也是所有政治領袖與政策制定者必須要認識到的一個問題。

目前世界上主要國家領導人中,5個最主要國家的領導人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2020年美國大選的兩位候選人拜登與特朗普(乃至一度有希望參選的桑德斯與沃倫)都是年過70的老人;已經連續擔任德國總理近15年的默克爾則出生于1954年;普京比默克爾年長2歲,也已經將近70歲;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也有71歲;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平均年齡達到了近63歲。換言之,美、日、俄、德、中這五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家領導人都是年近70的高齡。當前的世界,是按照“六零後”以及更早一代的思路與設計在運行的。

同時,年輕一代的影響力以及社會參與度上都在急速上升:世界5大科技公司(谷歌、亞馬遜、FACEBOOK、特斯拉、蘋果)掌門人的平均年齡只有50歲,而五家公司的總市值已超過了7萬億美元,占標普500指數市值比重將近25%。在政治生活中,最爲典型的案例則是年僅30歲的美國女議員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她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一舉擊敗了在任衆議員、衆議院民主黨黨團主席約瑟夫?克勞利,並直接成爲了美國社會內部影響力不輸桑德斯的左翼代言人。甚至就連拜登也不得不在2020年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尋求她的支持。此外,還有瑞典的“環保少女”格蕾塔?通貝裏,她雖然僅僅只有17歲,但已經成爲全球範圍內家喻戶曉的名人,2019年,她發起的以環保行動在全球吸引了140萬人參與,並在當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的提名,成爲曆史上入選“時代周刊年度風雲人物”中最年輕的一位。在年輕人的整體社會參與度方面,截至2020年,全球範圍內社交媒體的用戶已經達到了近36億人(其中絕大部分在東亞地區),不難想象的是,其中年輕人占了絕對多數。而“佛洛依德之死”事件更證明了這種全球性的參與:在事件爆發的兩周內,有超過140個國家,將近230萬人在社交網絡上發表了對此事的看法,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年齡在40以下的年輕人。

由此不難發現一種現象:我們的世界實際上處在一種潛在的矛盾對立之中:一方面,以“六零後”爲主的“前浪”們仍然把控著人類曆史的前進方向;而另一方面,洶湧而來的“後浪”們則開始發揮出自己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如何理解這種現象?這種現象又會有什麽影響?

首先要指出的是,出現這一現象,並不是因爲人口生育率的差異所導致的。縱觀曆史,“中青年人(20-70)”這個群體一直都是人口構成的最主要部分。我們如今觀察到的“後浪”過去也一直存在,但在過去的曆史中很難聽到他們的聲音。原因在于,在信息時代之前,任何一個穩定的社會,其組織形式都是“金字塔”型的:年長的人因爲擁有更多的經驗、資源與閱曆,自然對于社會的發展有更多的主導權。而年輕人們即使存在對于社會發展的不同看法,但因爲其個體所擁有的影響力不足,所以個體的聲音很大程度上成爲了社會之中的“噪音”,無法産生實際的影響(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民族主義的問題)。由于社會結構的限制,除非在極端情況下(如革命一類的大型社會運動),年輕人很難形成一個聚合體。最終結果就是“後浪”們在“奪權”之前,必須經過一段長時間的學習與等待。

然而,信息技術的出現(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狀態:移動互聯網打破了過去層層遞進的信息傳遞結構,並隨之建立起一種更加均質、更加平等的新模式。在這種新模式下,年輕人的想法和建議很快就可以在網絡之中找到共鳴,進而將過去數量龐大,但結構松散的年青一代整合成了一個無法忽視的集合體。網絡成爲了年輕人發揮影響力的主戰場:不同國家、不同膚色、不同信仰的人在網絡空間中以極快的速度交換著信息,並迅速形成一股無法忽視的社會力量。從這個方面來看,如今的“後浪”之所更加洶湧澎湃,根本原因不是因爲“前浪”的衰退,而是因爲“後浪”們找到了一種積少成多的方式。

還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在技術和文化上都處于無可爭辯的強勢地位,這種新的傳播模式在放大年輕人影響力的同時,還潛移默化地影響到年輕人的思維模式,其直接結果就是“西方價值”開始真正成爲“普世價值”。實際上,環保少女、#metoo、白俄羅斯的社會運動、乃至佛洛依德事件在短時間內可以將影響擴大到世界範圍內,恰恰也證明了這一點。而考慮到“相比年長者,年輕人所占有的社會資源較少”這一基本事實仍然沒有改變,並且年輕人的思想本身就容易走向極端,這種人口代際化和信息傳播模式所帶來的另外一個直接影響就是:整個世界的社會思潮都有極端化的趨勢:或者轉向左翼的絕對平等主義,或者轉向右翼的極端民族主義。實際上,類似的事情在1920-30年代已經發生過一次了,而那次的分歧最終是通過數千萬生命的代價來最終解決的。

最後,有關于這種現象的影響,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看待。第一,最根本的一點,國家之間信息壁壘的打破,意味著“內政”與“外交”之間的界限將越來越模糊,這似乎是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勢,美國也好、中國也罷,最終都要面對這一問題。第二,在國內政治層面,“後浪集合體”則成爲了一股無法忽視的政治力量。在選舉制度發達的國家,這種力量的影響通常都反應在選票之上;而在政治參與和政治表達渠道不那麽暢通的國家,年輕人的影響力也不會憑空消失,而是會在壓力下積聚,最終對社會造成更劇烈的影響(朝鮮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因爲朝鮮絕大部分民衆都完全被隔絕在了互聯網之外)。2019年以來席卷全球的抗議示威運動,就是這種影響的直接體現。第三,在外交層面,人口代際所帶來的政治主題的變化,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今後國際關系的內容,並對國家之間的關系造成直接的影響。比如,經濟話題本應該是中歐關系的主要內容,但由于上述提到的現象和影響,主張以經濟爲主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如今已經在德國國內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許多意見領袖紛紛指責她“放棄了歐洲的價值追求”。又比如,如今的美國特朗普對于環保議題幾乎沒有任何興趣,這同樣是一種對國際上青年思想趨勢的忽視,而這將促使未來的美國政府提升在環保議題在美國外交政策譜系中的重要程度。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綜合來看,在移動互聯網技術和社交媒體的幫助下,傳統信息傳播結構已發生了根本改變,而其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後浪”在社會政治生活參與度和影響力的幾何級上升。可以說,這是所有想要在未來有所建樹的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們所必須要考慮的一個問題,如若不然,等待他們的只有層出不窮的意外與“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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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0日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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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主義教育:俄羅斯社會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