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文論選摘 理論研究

“養兒防老”一去不複返

趙慶秋

2020年10月10日 03:02

刘守英 纪竞垚
《比較》2020年8月1日第4期

傳統農業社會的養兒防老

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養兒防老”囿于長幼有序、事親至孝、敬老崇文等孝道倫理之下(同春芬、馬陽,2014),子女(特別是兒子)作爲老年父母養老的主要責任主體,不僅需要“養其身”,即滿足老年人基本物質需求,更強調“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即恭敬、孝順父母,滿足父母的心願,在精神層面使其開心。明清兩朝皆有“七十歲以上老民,許有一子侍養,並免除其差役”的制度(張祖平,2012),強調子女贍養父母與財産繼承的對等原則,確保家庭養老地位不動搖(李連友等,2019)。

傳統養兒防老行爲和觀念是建立在小農經濟特有的社會形態之上的,以家庭爲單位的農業生産和消費方式一方面將老年人視爲大家長,是大家庭的權威,另一方面也使得家庭成員共同分擔老年人的養老責任。與此同時,“差序格局”的禮治秩序和“忠孝一體”的統治理念也促成了傳統農業社會的反哺式養老模式,不同于西方社會的“接力模式”,即父母有責任撫養子女,但子女對父母沒有贍養義務;中國社會的“反饋模式”則是說一方面父母有撫養子女的責任,反過來子女也有義務在經濟、照料和精神方面反哺、贍養老年父母。就其本質來說,傳統農業社會中的養兒防老是爲了保障失去勞動能力的老年人能夠繼續獲得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而出現的社會行爲模式。同時,養兒防老的家庭養老模式也被賦予了很多的價值元素、政治元素和經濟元素,從而成爲中國傳統倫理觀念的核心部分(任德新、楚永生,2014)。

 

現代工業社會“去家庭化”和“再家庭化”的博弈

随着社会转型,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現代工業社會转变,在此期间,正式支持(即乡村养老保险制度)也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逐渐完善。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5年)鄉村老年人的經濟來源多依靠土地,照料和精神需求多依賴子女。1950年《土地改革法》中延續《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明確“鄉村中一切地主的止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

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農村集體經濟制度下,通過農業合作與互助組、人民公社、五保集體供養制度解決老年貧困者生活來源,集體與家庭共同負擔成爲主要的養老模式。在經濟層面,多依靠集體分配糧食和生活物資,而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養老需求多依靠家庭成員解決。此時,城市的“單位制”爲城市勞動者提供養老經濟支持,自此,城鄉二元養老保障體系差異開始出現。這一時期,依靠集體力量形成了五保供養制度,對于鳏寡孤獨的老年人,由生産隊或生産小組滿足老年人經濟、照料和精神需求。《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表明,“農業生産合作社對于社內缺乏勞動力,生活沒有依靠的鳏寡孤獨的社員,應當統一籌劃,指定生産隊或者生産小組在生産上給適當的安排,使他們能夠參加力能勝任的勞動;在生活上給予適當的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使它們的生養死葬都有指靠。”

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随着人民公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又回归到养儿防老模式下的家庭养老,同时辅之以社会经济保障。然而,这一时期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民土地被征收(常亮,2016),農村年輕勞動力開始進城務工,形成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兩類特殊群體。爲保障該類群體的養老問題,除了傳統養兒防老的非正式支持,1991年,民政部試點施行了《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試行)》,並在1993年將試點推廣至全國,給農民提供基本經濟支持,即“老農保”,但老農保基本是農民自己繳費,實際上是自我儲蓄的運作思路,由于制度設計缺陷和制度運行環境的變化,農民繳費率並不高,直到1999年該項工作在各地陸續暫停(杜鵬等,2018)。與此同時,針對失地農民和農民工群體,國務院于2004年出台了《關于深化改革嚴格止地管理的決定》,要求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使被征地農民具有基本生活保障。1998年,《廣東省社會養老保險條例》將本地和外來農民工均作爲參保對象,使農民工有機會參與城鎮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此後,深圳、天津、北京、上海、成都、鄭州等地也相繼出台政策,保障農民工養老的經濟支持。

2008年以後,年輕勞動力進城務工趨勢更爲明顯,子女與老年人的養老關系發生了主體與客體的空間分離(宋月萍,2014),特別是在“80後”的“農二代”成爲遷移主力軍後,他們的出村入城傾向增強,與鄉土愈發疏離,鄉城人口流動的年齡選擇加速了村人口老齡化,老年人的養老需求增加(賀聰志、葉敬忠,2010),但農村家庭養老資源變得相對稀缺(彭希哲、胡湛,2015),農村老人養兒難“防老”。同時,一些地區土地征用和流轉打破了農民以往依靠土地獲得經濟收入的傳統,削弱了土地對老年人口的保障功能。爲了進一步解決農村養老問題,2009年,國務院正式發布《關于開展新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的指導意見》(國發[2009]32號),決定在全國10%的縣展開試點,2012年在全國範圍內全面開展新興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基本養老保險實現了由勞動就業者向全民覆蓋。但是,這期間的保障水平較低,城鄉居民養老金最低標准爲55元。2014年,在總結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國發[2014]8號),將兩項制度合並實施,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此時,將農村基本養老金最低標准調整爲70元。自201811日,人社部發布《關于2018年提高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的通知》,將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准提高至每月88元。

總體而言,雖然目前家庭仍是農村老年人獲得養老資源的最主要來源,但作爲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于當今社會經濟文化制度和家庭養老角色功能定位的轉型(于長永等,2017),家庭養老功能弱化已成爲很多研究的共識。農村地區集體養老基礎逐步瓦解,家庭養老與子女外出流動矛盾突出。爲此,各級政府也在逐漸建立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高齡津貼制度、農地“三權分置”等制度,提高農村社會養老服務能力和水平,特別是通過鄉村振興戰略以期實現整個鄉村的繁榮複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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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0日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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