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庫建設

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淵源、形式與路徑

孫喜

2020年09月09日 03:01

吴瑛 贾牧笛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面临变局,世界知识生产版图也处于竞争和演化的变局中。中国智库不仅是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也要向世界提供思想公共产品。本文通过分析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淵源、形式與路徑,促进中国智库为中国开展全球传播,推进全球治理进程贡献力量。

  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

現代智庫是公共政策的決策外腦。它起源于20世紀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美國,距今約有100年的曆史。但如果追溯智庫的雛形,中國在古代便已出現智庫型機構和制度。據《禮記·王制》記載:“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後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在堯舜和夏商周時代,告老退職官員和士人被尊稱爲“國老”和“庶老”。國家將國老和庶老安置在大學或小學任教,既向他們提供了養老保障,又能發揮其教化年輕人的作用。在這種制度下,國老和庶老通過講學的形式間接影響決策。

春秋戰國時期興起的士階層促進了智庫雛形類機構的進一步發展。借助“遊說外交”和“遊學”的形式,智庫雛形類機構實現了諸侯國之間的思想流動。這種傳播以跨區域的意見領袖爲核心,以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爲載體,形成了內部互動及向外輻射的思想聚合機制。在周遊列國期間,孔子通過遊說,向諸侯國國君推廣其治國理政理念。他以“遊學”方式擴大其私學的影響力,吸引了衆多來自其他諸侯國的弟子。齊威王創建的智庫型機構“稷下學宮”吸引了孟子、荀子等思想家前來講學,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出現。以孔子爲代表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傳播實踐,通過面對面交流,借助古代智庫雛形平台進行擴散,實現了跨地域、跨文化甚至跨時代的思想碰撞。

漢唐以來,中國智庫雛形的跨國傳播開始出現。借助中國的“朝貢體系”,中國思想開始向東亞文化圈擴散。當時的傳播形式分爲對內和對外兩個層面。對內主要發生在士紳和文人階層。相關機構利用組織傳播進行層級擴散,甚至在平民階層産生了接近大衆傳播的效果。對外則通過“遣唐使”和“留學生”進行文化對外傳播。漢武帝設置《詩》《書》《春秋》《禮》《易》五經博士,五經博士向公衆普及儒學教育,其中也包含對《論語》的推廣。在《論語》思想向朝鮮和日本的創新擴散過程中,漢學博士、遣唐使和留學生等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國古代智庫雛形的另一種形式是幕府制度。幕府制度産生于戰國時期,在明清時期達到發展頂峰。晚清階段的幕府開始出現現代化轉向。不僅如此,幕府制度對思想庫的構成也進行了大膽創新。李鴻章幕府吸引新式人才從事翻譯和外事工作,同時引進洋人做幕僚。總理衙門所屬的同文館還舉行了“遊曆使”的選拔考試,派遣12名中國人遊曆俄國、美國、加拿大、巴西等國。回國後,遊曆使整理了大量關于歐美等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考察資料,爲清王朝的救亡圖存提供改革方案。

自漢唐起,到明清再到近代時期,中國雖未出現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智庫,但是智庫雛形類機構始終存在。這些機構的傳播主體和範圍在持續擴大,由跨區域傳播走向跨國界傳播。同時,傳播主體也由官員、幕府擴展到民間:政府推動和發力,同時吸收民間元素,關注對普通公衆的思想啓蒙。可以說,中國古代智庫型機構的傳播是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曆史淵源,也爲當代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埋下了種子。

  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

基于對曆史淵源的分析,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形式可分爲三種。一是以智庫型人才爲傳播主體,采用遊學、遊說外交等形式傳播思想和理念,進而影響決策。二是以國家或政府爲主體。通過雙方派遣外交大使,實現智庫型機構與他國政界和學界的互動。三是以跨國教育爲載體。通過吸引留學生、留學僧等跨文化傳播主體來華,推動中國思想和文化産品“走出去”。中國古代的智庫雛形雖然沒有形成系統的對外傳播體系和實踐綱領,但其豐富的實踐值得當代智庫借鑒。

中國智庫是中國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外交往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當前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能力仍然欠缺,其體制機制、傳播理念和方法仍存在問題。比如,中國智庫更爲強調政策影響力,甚至認爲智庫産品是“機密文件”。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我國智庫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力。

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需要明確以下內容。傳播目標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諸如環境保護、全球性傳染病、軍事安全、恐怖主義等全球性議題,中國智庫要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積極發聲。傳播理念是提倡平等互動。中國智庫的全球傳播強調,在全球公共話語空間中與其他國際行爲體平等互動;傳播主體要開放多元。除了政府智庫,要大力發展高校智庫和民間智庫。充分發揮高校智庫的人才優勢和專業優勢,積極推進民間智庫的發展,推動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體制機制創新。傳播內容方面,要努力打造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中國曾推出過具有全球傳播力的思想公共産品,比如被譯成多種語言的《孫子兵法》。該書中的“五事”思想以及“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策略傳播思想,已成爲世界公共思想産品的一部分。未來,還需對全球性思想公共産品進一步挖掘。傳播對象是多元主體。中國智庫應當積極與他國政界、學界、媒體、智庫、民衆等多元主體互動,不斷豐富智庫全球傳播的行動者網絡。

  推進多元化的全球傳播

經曆百余年的發展,西方智庫已形成了相對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市場運作機制。相比之下,中國智庫仍具有學習和改進空間。目前,中國智庫中具有政府背景的人才數量較少,影響力較小。反觀我國古代智庫雛形的機構建設,“養老制度”提供了智庫與各級退休官員群體間的融通渠道,這與旋轉門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國古代智庫雛形機構通過打造學術交流平台,促進百家爭鳴,實現了不同思想流派間的良性競爭。這些都對智庫發展具有啓示。

中國智庫全球傳播的路徑涉及以下方面。首先,客觀評估後疫情時代的傳播格局與現狀。其次,優化傳播渠道。中國智庫要利用全球化傳播的新媒體,在社交媒體、短視頻等新媒體平台上主動發聲和設置議程。同時,注重利益的共識傳播,在多方共通的語義空間中進行傳播。比如,中國古代的“遊學”促進了不同流派思想的交融,也促進了不同諸侯國之間的交往互動。在後疫情時代的背景下,更需要不同國家智庫專家的思想交流,在求同存異的進程中實現國家間的良性互動。最後,中國智庫要始終保持謹慎的態度、務實的作風,在參與解決世界性難題的過程中,運用中國智慧,推廣中國經驗,提升國際話語權。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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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9月09日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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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研究要提升“六種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