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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

黃兵

2020年10月23日 09:45

高壽仙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10月21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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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丁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4月,99.00

 

明代賦役財政史是一個積累豐厚、名家輩出的學術領域,要想在這個領域作出一些創新性的貢獻,不但需要系統閱讀數量浩繁的原始資料,而且需要全面把握觀點各異的前人成果,沒有做好“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心理准備,是很難長時間保持著艱難前行的動力的。2008年,我在一次会议上与丁亮相识,当时他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已选择明代徭役作为主攻方向。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这块学术园地上辛勤耕耘,前不久出版的《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是他历时十几年艰辛探索的成果。我细读之后,感到此书力图深入明代赋役财政结构的内部,考察其构成要素,探究其演变机理,提出不少颇具启发意义的新见解。

 

丁亮采用這種“入乎其內”的研究理路,是以對長期主導這一學術領域的“標准模式”的反思爲前提的。這個“標准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明初因戰爭造成經濟殘破,導致其建立了一個以征收實物和活勞力爲基本方式的賦役財政體系。隨著社會經濟的恢複發展,國家財政對貨幣的需求不斷增強,對原有賦役財政體系形成了沖擊。在宣德、正統年間,田賦以金花銀爲契機、勞役以均徭銀差的形成爲開端,銀納化的程度不斷深入,到嘉靖時期,各種賦役項目的銀納化基本完成,而一條鞭法的推行標志貨幣財政體系最終確立。劉光臨將這種思路稱爲“制度演變內生說”,認爲“內生說解釋明代財賦改革也並非完全沒有效用,但是其失在于無法解釋一條鞭法何以要到隆慶、萬曆時期才開始普遍推行,也不能闡明明代役法改革的途徑如何具體生成”。與“內生說”針鋒相對,劉光臨提出一種“外生說”,認爲東南沿海爆發的抗倭戰爭對于一條鞭法的廣泛實施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這場戰爭,特別是其軍事動員的貨幣化,則明代財政改革僅僅依賴其內部調整,未必能夠沖破裏甲制度的羁絆而卓然成一新局”。

 

對于劉光臨提出的分析思路,丁亮深表贊成,認爲“爲明代財政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當然他不太認可劉光臨把軍饷需求視爲推動財政體制改革的外在動力,認爲國家活動對人力和物力的需求本來就是財政問題,不應被視爲財政領域之外的因素。劉光臨對于抗倭戰爭與一條鞭法的關系,只是做了概括性的勾勒和分析,並沒有做進一步的實證研究,所以丁亮謂其“對明代財政轉型研究的學理分析貢獻大于實證研究貢獻”。丁亮撰寫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細致紮實的史實梳理和數據分析,探究劉光臨提出但尚未落實的“明代役法改革的途徑如何具體生成”這個課題,從實證層面厘清“何種因素推動著明代財政體系的變遷,軍事動員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其中發揮怎樣的作用”。正是因爲具有這樣一個明確的“問題意識”,本書並未像通常的“地方財政”著作那樣對研究區域的財政收支結構進行總體性的統計描述,而是以數據較爲完備的一些府縣爲例,對田賦、上供物料和地方公費、均徭役和驿傳役的原初結構以及促動或制約其變遷的關鍵因素進行細致梳理和考察,從而把握明代財政結構變遷的內在邏輯和動力機制。

 

通過對具體數據的梳理和考察,丁亮深感社會經濟的狀況未必是決定財政類型的關鍵因素,“即便賦役財政體系自身對市場産生需求,田賦和徭役也未必一定朝著貨幣化的方向轉變”。他特別留意各種賦役項目折銀的時間點,發現抗倭戰爭確實是促使賦役大規模銀納化的重要動力。以田賦爲例,嘉靖中期以前並未發生大規模折銀現象,尤其是對于地方存留糧,中央政府已經對其各項用途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到了嘉靖中後期,因爲抗倭戰爭對白銀的大量需求和衛所軍俸支出結構的改變,才造成田賦開始大量改折白銀。再如地方公費,其中用于地方政府日常辦公、接待等方面的“支應銀”部分,原本並不直接征收白銀,而是由現役裏甲人戶買辦供送,地方政府雖屢有將支應銀改折的提議,均因預算額度過低,不得不重新回到裏甲買辦供送的方式上來,直到龐尚鵬推行“均平法”,提高了公費的預算額度,才最終完成了公費銀改折,而“提編裏甲”以補充抗倭軍費是推動這項改革的最直接動因。又如均徭,其中的銀差主要作爲地方官員的養廉銀兩和儒學師生的補貼銀兩使用,大量用于地方政府行政所需的人員仍然以“力役親充”或“雇人代當”的力差方式征發,迨到抗倭戰爭爆發,地方政府不得不采用“均徭提編”的辦法加征銀兩,從而導致了徭役的全面銀納化。

 

從丁亮整理出來的數據看,以往對于明代徭役折銀進程和程度的評估明顯偏高。這或許與地方志等文獻所載徭役數據容易使人産生誤會有一定關系。這些文獻在記載均徭項目時,無論“銀差”還是“力差”,都標明了“征銀”或“編銀”的具體數字,有些學者便以爲這些項目已經全部銀納化了。我過去曾以《宛署雜記》中的徭役數據爲例,對“徭役折銀的複雜形態”做了簡單說明,並將各種項目粗略地區分爲“征銀除役型”“征銀募役型”和“編銀佥役型”三種類型。丁亮對這個問題做了更加深入系統的探討,他彙總整理了嘉靖年間金華府浦江縣、台州府太平縣、湖州府武康縣和甯波府定海縣均徭項目的構成與變化情況,在此基礎上將均徭役的佥派方式歸納爲三種類型,即“征銀除役”“編銀佥役”和“力役親充”,並對均徭力差的應役形態做了細致考察,發現學界關于均徭變化過程的流行看法,即認爲早在正德年間或者嘉靖初年力差已由“編銀佥役”轉爲“征銀除役”,至少在浙江地區並不能成立,事實上直到嘉靖四十五年龐尚鵬徭役納銀改革方案提出之前,幾乎不存在力差向銀差的轉化過程。

 

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丁亮還對明代地方財政運行原理進行了思考,認爲有三個因素——“定額主義的總量控制”“附帶財政責任的徭役”和“貨幣化審編”——至關重要,它們之間的邏輯關系是:受到中央政府統一管理的地方行政開支都要遵從定額預算原則,因財政膨脹形成的“正額外”開支無法在既有稅收框架內解決,不得不轉嫁給徭役人戶承擔,形成附有財政責任的徭役體系;爲了保證該體系穩定運行,地方政府逐漸發展出一套“貨幣化審編”制度,應役人戶的資産和徭役的財政負擔量均實現數字化衡量,從而保障攤派給應役人戶的財政負擔大致均平。近些年來,學者們圍繞明清國家財政的結構特質和演變機理提出一些理論闡釋,其中日本學者岩井茂樹描述的“定額主義”原則以及“定額——定額外——新定額”運行模式,在學術界産生了較大影響。丁亮認爲岩井茂樹提出的這個解釋框架“過于簡單,不足以描述明代地方財政的特質”,並將其發展爲一個三種因素交互作用的複雜結構,的確令人感到具有更強的解釋力。當然,丁亮在此書中提出的各種新見解,都是基于浙江和南直隸地區的資料得出的,是否能夠推廣應用于其他地區,甚至是否完全合乎浙直地區的實際情況,都有賴于更多實證研究的檢驗,也希望相關學者給予回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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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3日 0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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