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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昕年譜長編》

黃兵

2021年02月18日 05:18

林存陽
《 中华读书报 》( 2021年01月20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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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大昕年譜長編》,李经国著,中华书局202011月第一版,128.00

有清一代學術,曆經大、精、新三個發展階段,對傳統學術做了頗富成效的整理和總結,並體現出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獨特治學取向、旨趣與關切。在此曆程中,乾嘉間諸學人,或赓續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閻若璩諸大師所倡治學之途轍,或別辟蹊徑,拓展學術新領域,而尤以樸實考經證史之特征,彰顯出其時的學術格局與氣象。其中,錢大昕可謂一承前啓後的重要人物。

關于錢大昕其人其學,學術界已進行了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豐碩。陳文和先生主編的《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增訂本,鳳凰出版社,2016年),较为系统、全面地汇集了钱大昕先生的学术著述和生平事迹。然而,随着相关文献的不断被发现、发掘,如何更为清晰、深入、提纲挈领地呈现钱大昕先生一生的学行及影响,便显得尤为迫切了。中华书局近期推出的李经国先生所著《錢大昕年譜長編》,可谓在此方面作出了新探索。该著由谱前、年谱、谱后、附录(传记资料)几部分组成,计65萬字。承蒙李先生惠賜大著,拜讀之後,深爲其用功十余年之精神所感動,尤欽佩于其在書中所呈現的諸多新收獲。大體而言,該著值得稱道者,有如下諸端。

第一,征文考獻譜新編。錢大昕先生本人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十七歲時著手自編《竹汀居士年譜》,是譜記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閏四月初八日、六十五歲時止。其後,其曾孫慶曾又將此後十二年事迹續編爲《竹汀居士年譜續編》,並以案語的形式,對大昕先生自編年譜中有關事情做了說明,時在道光十一年(1831)。自此之後,便無新譜問世。時隔一個半多世紀之後,陳鴻森先生始有志重撰錢大昕先生年譜,並先行刊發長文《〈錢大昕年譜〉別記》(載《乾嘉學者的治經方法》下冊,中國文哲研究所,2000年),于钱大昕研究颇有裨益。李经国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的推出,可谓继武前修,更出新意。是著不惟篇幅相当可观,而且在文献的发掘、利用方面,尤为特色突出。据书后参考文献,计列有“手稿及未刊文献”116種,“已刊文獻”478種,這還僅是作者過目並在文中征引者。更可注意的是,李先生所利用的文獻,不少是稀見的手劄、稿本、善本,有的甚至是孤品。其中,既有通過圖書館或私人收藏而獲得者,也有他自己的收藏,如陳垣先生舊藏錢大昕家書冊十五通、蔣祖诒先生舊藏錢大昕致李文藻書劄冊十八通等。

顯然,這些一手、珍稀文獻,對呈現錢大昕先生的生平學行,提供了豐富而新鮮的素材。茲舉錢大昕致李文藻手劄一例,通過這批手劄,我們不僅進一步領悟到二人之間深厚的交誼,而且得以了解錢大昕托李文藻刊刻《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的進程和細節,更據以得知錢大昕在小學方面的認識、造詣和取向。如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月二十六日劄中,錢大昕先生說:“仆兩三年內學問無所進,惟于聲音、文字、訓诂,似稍窺古人小學之本……仆資性拙鈍,獨于此事似有神解,自謂得千載不傳之秘。”夫子自道,足見其對小學的重視和致力。若聯系其助秦蕙田編校《音韻述微》、分校《佩文韻府》、商榷段玉裁《詩經韻譜》、與孫星衍論《說文》、與費士玑論聲韻學、辨析“雙聲疊韻”、與臧庸論古音學、序謝啓昆《小學考》、與王念孫論《廣雅疏證》等,可見錢大昕先生在研討小學方面,用力既勤,所造亦精。

第二,知人论世彰潜研。《錢大昕年譜長編》不仅尽可能系统、全面地呈现钱大昕先生求学、仕途、交友、游历、学术成就等人生诸多面向,而且着眼于知人论世,通过广泛勾勒、汇集与钱大昕有关涉的人物,力图展现乾嘉时期学人生活与思想的风貌。基于此,李先生遂在书中不惮繁难地广征博引与钱大昕先生有交往者的文献。此一处理方式,既彰显了钱大昕的交游圈,又在一定程度上刻画了乾嘉时期学术生态的状况。而为了准确、完整地“复原”当时的一些信息,作者遂对“谱主与友人往来书札、唱和诗词者,原稿与刊行稿相异者,题跋与札记并存者,稀见刊本者,虽为已刊文献,也多作征引,以更好呈现原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作者看来,“谱撰人主观删汰之语句、已刊诗文之注文,有时恰潜伏有关键线索,可据之推断诗文撰写时间、考证谱主书札交往之活动等”。对所引文献之次序,作者亦做了主次分疏,如稿本、刊本并存者,鉴于刊本每有改动,所以优先考虑用稿本;他人刊行钱大昕诗文、钱大昕诗文集并存者,因互有异同,故优先选用他人所刊,以存未经改动之原貌;部分差异较大的诗文,则两收。如乾隆十五年(1750),錢大昕與王鳴盛、王昶、曹仁虎作聯句詩送王峻歸常熟,王昶《春融堂集》所收詩作與錢大昕《潛研堂詩集》所收該詩即有文字差異,王鳴盛《西沚居士集》中此詩與錢大昕詩集所收者亦有差異,所以,李先生同時收錄了錢大昕、王昶兩人的文本,並對錢大昕、王鳴盛所記文字差異做了交代。通過如此用心、詳細的排比,以錢大昕爲主而形成的一幅潛心研究、淡薄名利的乾嘉學人群像,鮮活地浮現在讀者面前。

第三,析疑订讹求得间。李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给人一个很明显的印象,那就是朴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钱大昕先生的人生历程,做了原原本本的呈现,而不事褒贬议论、故弄玄虚。此可见其对钱大昕先生治学风格与精神之体味。当然,由于长编中所涉史实、文献等间或有不备、差异甚至抵触者,所以李先生采取按语的形式,或交代有关情事之背景,或辨析其异同,或订正其讹误。如钱大昕先生文章结集时删去了写作时间,诗集大致按时间顺序排列,然部分时间错乱,不少诗、文结集时有修改,李先生经过比勘钱先生诗文原稿、同时期师友所刊钱先生诗文等,便厘清了其间的差异、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一些诗文的具体撰写日期。本长编尽管以钱大昕先生自编年谱、庆曾年谱续编为基础,然并未照搬,而是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参照相关文献做了订正,计有二十余事。他如考订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赵君碑》题跋中“辛亥”当为“庚戌”,陈垣先生《钱竹汀手简十五函考释》中所说“第十二函”当为“第十一函”、写作时间“嘉庆元年”应为“乾隆五十七年”等,无不体现出李先生研读文献的精心,正所谓读书得间也。作者之所以下大功夫做按语,当然意不在吹毛求疵、炫博耀奇,而是颇有钱大昕先生所强调的“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廿二史考异序》)之品位。

读李经国先生《錢大昕年譜長編》,收获是多方面的,诸如内容之丰富、文献之珍稀、关联一时学术翘楚之众多等,不一而足。尤有进者,该著的问世,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学界关于钱大昕研究甚至清代学术研究的热情,而如何评价、定位钱大昕及清代学术,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和挑战。

觀錢大昕先生一生,不惟學問博大精深,其人品亦爲人所稱道不已,且能以“讀書立品”自勵勵人。正因如此,在當時及其後學人眼中,錢大昕乃是一位“通儒”(盧文弨)、“儒宗”(趙文哲)、“一代儒宗”(汪中、江藩)、“一代大儒”(袁翼)、“博學通經大儒”(臧庸)、“乾隆中一大儒”(胡培翚)、“經師”(王昶)、“一代經師”(吳骞)、“海內通人”(汪中),等等;而清高宗對錢大昕,亦有“碩學淹通”之評。這些相當一致的評價,顯然並非一己之私好,而是代表了知識界對錢大昕先生之學術、人品的高度肯定和認可。如果觀照錢大昕先生“博洽經訓,尤精史學,通六書、九數、天文、地輿、氏族、金石,熟于曆代官制及遼金元國語、世系”等造詣,以及其“于經典诂訓,笃信漢儒,不喜後來新說,然亦未嘗輕議宋儒”之治學態度,諸人所評洵謂名副其實。無怪乎淩廷堪發爲“體大思精、識高學粹、集通儒之成、祛俗儒之弊、直紹兩漢者,惟閣下一人而已”之感慨,段玉裁有“集經史學之大成者”之贊歎,李鬥認爲“精深純粹,合惠、戴二家之學,集爲大成”,阮元更以錢先生能兼人所難能之九事(《十駕齋養新錄序》)而給予高度推揚,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將錢先生列于吳派經學大師、曆算學大師、小學家、考史學家、金石學家五個門類了。顯然,學術界推崇錢大昕先生之史學成就是有根據的,但觀之以上諸學人所衡論,對錢先生之定位,似可再斟酌。而且,就乾嘉時期學術發展而言,惠棟、戴震、錢大昕可謂代表了一時學術風氣、取向和特征。然惠棟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去世,戴震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世,之後至嘉慶九年(1804),錢大昕就成爲學壇的中流砥柱人物和學術風向標了。加之大昕先生弟子門人多達二千余人,且與阮元、畢沅、謝啓昆、汪志伊等封疆大吏學術往來密切,故其影響既廣且深。

在致“一代儒宗——钱大昕纪念展开幕暨《錢大昕年譜長編》新书发布”贺信中,陈祖武先生高屋建瓴地指出:“竹汀钱先生学养湛深,继往开来。先生之学,博赡通贯,朴实无华,远绍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承惠定宇、江慎修、戴东原,集诸朴学大儒学术之大成。不惟以乾嘉史坛巨匠崛起,而且拔理学旧幡,树朴学新帜,乃以一代朴学宗师而永垂史册。”以“一代朴学宗师”来衡定钱大昕先生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可谓一种全新认识。此一全新认识,不惟有助于对钱大昕先生学术历史地位的准确判定,成为推动对钱大昕先生学行深入研究的新起点,而且“也是寻求解决清代学术历史定位问题的突破口”。基于此,陈先生在贺信中又提出一个值得学界同仁思索的大问题,即:“前辈师长既以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而赅括历代学术,为何我们新时代的学人还要把清代学术的冠名问题留给后人呢?”也就是说,以“清代朴学”来赅括清代学术,或许是当下一个值得致思和探究的大议题。

最後,尚需指出的是,李經國先生原本學物理出身,後來因緣際會,對古籍文獻産生濃厚興趣,而因結識啓功先生、周紹良先生二位前輩學者,遂留意于搜集乾嘉學者文獻,更得馮其庸先生教誨啓發,乃致力于錢大昕先生事迹之編年。自2008年底着手,历时十余年,以“拉网式”查阅、搜集千余种文献书籍之所得,乃成此《錢大昕年譜長編》。经国先生这种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和对学术的热诚,无疑是值得钦佩与赞扬的。而据经国先生说,其收藏中不仅有一批钱大昕先生致友人的手札原件,而且还搜集到不少钱大昕先生的散佚之作。既然如此,我们期待经国先生继续发扬“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精神,再接再厉,将钱大昕先生手札、散佚之作分别结集出版,于推动钱大昕研究、清代学术研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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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18日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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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江森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