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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要走出近代史

《走出中國近代史》

孫喜

2020年06月19日 01:54

張向榮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10日 10 版)

章开沅先生的随笔集《走出中國近代史》收录了他新世纪以来的演讲、序言、评论、发刊词,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纪念日写下的文章。这些随笔不是游戏笔墨的闲谈,而是章开沅先生在晚年出乎毕生阅历、又切合当下时弊的思考。乍读这些文章的话,读者可能会觉得语言十分平易,意思通俗易懂,思想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地方,显得颇为平淡。不过,熟悉章开沅先生、熟悉中国近代史研究、熟悉中国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以及对当代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有过一些了解的人,就不会这样看,而是从这些文章中看到颇为宏大的学术思考格局、发现毫无隐讳的批判力量。1926年出生的章开沅先生今年已经94岁,这不由得令我想起了那首常常被引用的诗歌:“不要温和地走进那良夜,/老年应当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這本隨筆集的題目,取自書中一篇文章的名字。如果只是一般性地爲這個集子取個名,那麽書裏收錄的第一篇《讀書與做人》,以及《曆史的公正》《史學的品格》等都可以拿來做書名,其中《讀書與做人》是2005年章開沅先生給學生所做的演講,當時在網絡上曾廣爲轉發。但本書卻取了一個更“小”,也更學術化的名字:走出中國近代史。何謂“走出”?爲什麽要“走出”?

凡是接受過中學曆史教育的人,都能說出中國的近現代史的分期,一個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舊民主主義時期”,一個是從五四運動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新民主主義時期”,前一階段以往被稱爲近代,後一階段則被稱爲現代。但從上世紀以來,對這種以五四運動爲分界線劃分爲近代和現代的史學主張,學術界就頗有反思。直到1980年代以後,隨著章開沅等諸多學者的努力,才逐漸厘清這一問題,把從1840到1949年統稱爲近代史現在已是共識。羅志田先生也論述過,稱其爲中國近代史學科在改革開放之後的“最顯著的變化”(羅志田:《轉變與延續:六十年來的中國史學——偏重中國近代史研究》)。張海鵬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覆蓋的時段也正是1840到1949年,而且十卷本的分卷作者,出自章開沅先生門下的就有多位。

那麽,如何“走出”?在這篇文章裏,章開沅先生用了八個字來概括:上下延伸、橫向會通。前者是從時間的維度,強調曆史的連續性,認識到近代史是古代的延續,“首先就是走出這八十年或一百一十年,在基礎知識與學術視野兩方面至少要向上延伸到清史乃至明史;同時也要向下延伸到1949年以後,因爲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經濟、政治、文化……並沒有因爲新中國的誕生而立刻消亡”(p39)。後者則是從空間的維度,強調局部與整體的內在聯系,認識到中國近代史同樣屬于世界史的一部分。

走出僵化了的時間範圍,走出囿于一域的空間局限,這就是章開沅先生對“走出”的論述。而他本人,當然是實踐者和先行者,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一生在學術上做了兩件事。一是把中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並把國外的研究引入到中國;二是讓國際教會大學史研究走進中國,又讓中國的研究走向世界。”(《敢爲人先章開沅》,載《光明日報》2016年7月28日)

如果說“走出近代史”作爲一個學術問題已經基本取得了共識,那麽就有必要將目光從學術問題轉向社會問題。這當然符合章開沅先生一貫關注社會、關注青年學生的取向。這本隨筆集裏收錄的其他文章,大部分都沒有直接談論近代史,有的談曆史學科的價值取向,有的談治學之道,有的談某個具體人物或事件,有的談知識分子的立場本位,有的談讀書與做人。章開沅先生不厭其煩地講,知識分子要有社會良心、要有批判的本能;要用超越的心態對待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要建立“理性愛國主義”;要反思過去的苦難,不要倒退回自我的浩劫;知識分子要把“真實性”作爲命根子,不要曲學阿世,等等。這些難道不是常識嗎?不是“老生常態”嗎?爲什麽還需要一位老先生在晚年苦口婆心地來說呢?這恰恰說明,“走出中國近代史”在學理上已經基本完成使命,但社會價值和社會心態層面,還未實現。什麽時候,我們再也不需要重複講這些“常識”,那才說明我們真正走出了中國近代史。

章開沅先生有一句名言常被引用:“曆史是已經劃上句號的過去,史學是永無止境的遠航。”他中學時,因爲寫作文表達了進步思想而被開除,反而給了他加入抗戰軍隊的契機。抗戰勝利後,他進入金陵大學學習農業經濟,又因爲相似的原因,尚未畢業就跑到了解放區。1980年代,他成爲被選出的大學校長,又在

1990年代以近七十歲的年齡申請“留學”。前幾年,他又因主動請辭“資深教授(等同院士待遇)”而受到關注。這不是很像他的這句話嗎?不斷給自己的過往劃上一個又一個句號,卻在個體的品格、思想的追求、人生的境界上不斷遠航,永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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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6月19日 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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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者筆下的“第三帝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