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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普爾熱瓦爾斯基

《蒙古與唐古特地區: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

孫喜

2020年07月03日 02:15

鄭豪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6月24日 10 版)

15世紀興起的地理大發現,歐洲人捷足先登,他們率先在全球範圍內“發現”了此前許多不爲人知的地區。作爲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俄國不甘落後,奮起直追,在世界探險史上留下重要篇章的同時,也極大地擴展了帝國的疆域。爲了達到不可告人的軍事政治目的,俄國當局迫切需要具有地理勘查才能的探險人士,遠赴他鄉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和探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普爾熱瓦爾斯基從中脫穎而出,成爲中亞探險史上的先驅者和佼佼者。

1870年,普爾熱瓦爾斯基開啓了第一次中國之行,此次考察曆時三年,隨後他將此次經曆記錄在《蒙古與唐古特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一書裏,詳細描述了自己的旅行經過,並公布了探險所獲得的材料。這部書給他帶來了世界性聲譽,被譯爲歐洲多國文字,並且多次印刷出版。

普氏曾先後四次來到中國。第一次是1870—1873年,主要在蒙古地區;第二次是1876—1877年,主要在羅布泊和准噶爾地區;第三次是1879—1880年,主要在西藏地區;第四次是1883—1885年,主要在青藏高原地區。在涉足中國之前,他還曾于1867—1869年考察了清政府割讓給俄國的烏蘇裏邊區。從1867年烏蘇裏邊區考察算起,到1888年去世,普氏把他的後半生全部傾注于中亞探險事業。甚至在去世前夕,他還在籌劃第五次中國之行。

毋庸置疑,普氏的探險活動是十分成功的。普氏的探險考察報告,與一般的旅行家或傳教士的記錄不同。前者如中世紀的旅行家馬可·波羅,看重的是沿途的奇聞轶事;而後者如俄國傳教士古伯察,整體敘述立足于傳教的視角。普氏在前半生接受過近代地理學和博物學的知識訓練,具有近代科學的知識背景,其觀察和記錄的視角,與一般旅行家和傳教士迥異。

在考察途中,普氏非常注重沿途地形的測繪,以至每到一地,必先做的一件事就是進行測繪。對于當時的俄國乃至世界來說,中亞是一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許多地區隱藏在高山、峽谷與大漠之中,與世隔絕,不爲人知。普氏的四次中國之行,行程總計3.2萬公裏,涉足了許多當時歐洲人都未曾親曆過的地區,留下了詳實而准確的地理記錄。正是因爲普氏的科學主義精神,使得他在中亞探險史上創下了多個“第一”的紀錄。他是第一個深入黃河和長江上遊的歐洲人,也是首位深入羅布泊的歐洲人,並因此引發了關于羅布泊位置的世紀大爭論。他在地圖上勾畫的“三山夾兩盆”,至今仍然是對新疆地形特征最爲常用的表述。

普氏的另一項成就,突出體現在動植物記錄和標本制作上。和沿途測繪一樣,普氏每至一地,必然要認真觀察和記錄當地的動物和植物,如有可能,還會盡力采集和制作標本。最終,普氏從中亞帶走了1.5萬余份近2000種的植物標本,5000余個鳥類標本,700個哺乳動物標本,上千個爬行兩棲類動物標本,600多個魚類標本,成爲第一個全面采集亞洲中部動植物標本的探險家。

在搜集過程中,除了爲采集標本而殺生外,也許是受到年少時期的癖好和軍事訓練的影響,普氏那種“獵人的強烈欲望”始終揮之不去,在考察途中多次血腥地屠殺了大量岩羊、牦牛等動物。以普氏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馬”,因他的發現而引起歐洲學界的震動,卻也因此幾乎遭遇滅頂之災。因過度濫殺,普氏野馬一度在蒙古和中國野外絕迹,以至于今天不得不從歐美引種,讓普氏野馬再度回歸中國。

雖說普氏的中亞探險活動始終擁有帝國的官方背景(普氏的探險活動得到沙皇的支持和批准,經費也由官方支出)和明確的軍事政治目的,帶有濃厚的殖民主義和歐洲中心主義的色彩,但不可否認,普氏對探險事業由衷的熱愛以及忘我的奮鬥精神,的確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探險家不顧艱險投身于此項事業之中。

繼普氏之後,各國探險家紛至沓來。斯文·赫定、愛爾勒斯特·亨利·威爾遜、斯坦因、格倫威德爾、勒柯克、大谷光瑞、科茲洛夫……他們瘋狂的探險行動曾讓國人感到恥辱和蒙羞,但倘若沒有那份狂熱、驕傲、自大乃至不畏生死,恐怕他們也無法在人迹罕至的荒野裏開拓探索。

普氏第一次的中國之行,曾登上過藏北高原。這裏地勢很高,空氣稀薄,本是一片不毛之地,自然和氣候條件十分嚴酷。藏北高原氣候惡劣,幾乎終年嚴寒,只在秋天擁有短暫的風和日麗的暖和天氣。高寒氣候還會造成嚴重的缺氧,在這裏,人的氣力會很快耗盡,導致渾身虛弱,引起頭暈、發抖、嘔吐等反應。由于缺氧,生火做飯所需要的的幹糞無法充分燃燒,肉根本沒法煮熟,水的沸點比海平面低了15℃。遇到冬季的嚴寒(夜裏氣溫降至零下31℃),附近的溪流徹底凍結,只能靠融化冰水來解渴。荒原上沒有路,探險者要完全依照經驗挑選熟悉的地形前行。嚴酷的自然條件使得人和牲畜都走得很慢,即使是生存能力很強的駱駝,也會在眨眼之間斷氣。

然而,這一切都沒有讓普氏屈服和後退。在藏北高原,他通過實地勘測,確定了布爾汗布達山是柴達木盆地和藏北高原的分界線,又在布爾汗布達山的附近發現了舒爾幹山、巴顔喀拉山脈以及巴顔喀拉山脈西部的可可西裏山脈。在行進途中,普氏還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射殺了數只牦牛、白腹盤羊、藏羚羊等動物,並制成了標本。

普氏一行在藏北高原度過了80天的艱難生活,他說:“我們的生活是不折不扣的‘生存的鬥爭’,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事業具有重大科學意義,我們就恢複了勝利完成使命的精力。”功夫不負有心人,普氏在各類生活必需品極度匮乏、幾乎無法安然入睡的情況下,熬過了嚴冬,並在1873年1月10日抵達長江河畔。要不是因爲普氏一行所攜帶的資金早已告罄,他是絕對不會放棄剩下僅有的27天850公裏的行程的——因爲在行程的終點,就是他夢寐以求的、當時還被視爲禁地的拉薩。試問,有什麽樣的成就,能夠比得上進入到當時還沒有幾個人能夠到達的拉薩而更讓人感到激動和自豪的呢?普氏此後三次的中國之行,目的地都是西藏拉薩。到拉薩去,是普氏終生的渴望和追求,也是他四次中國之行的動力所在。可是,普氏終其一生也沒有到達拉薩,最終帶著永久的遺憾在伊塞克湖邊與世長辭。 普氏終生未婚,把一生都獻給了他所熱愛的事業。

在普氏记录第一次中国之行的这本《蒙古與唐古特地區: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中,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位探险者的行程记录,更有探索未知世界的、近乎于宗教般的痴迷与疯狂。普氏在书中,处处流露出他个人的狂妄自得以及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读来令人很不舒服;但他对探险事业的执着与献身精神,却又常常令我感动乃至敬佩不已。西哲有言,人的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说的正是普氏这样的人吧。

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今天,重溫一個世紀以前的中亞探險記錄,我們應該記住的,不僅是那屈辱的曆史,更應該從中獲得教益和激勵——激勵今天的學者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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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03日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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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要走出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