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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萬曆十五年”?

《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

孫喜

2020年07月10日 02:20

余福海
《 中华读书报 》( 2020年07月01日 09 版)

疫情之下,歐盟在協調成員國疫情防控上的表現乏善可陳,歐盟成員國之間、歐盟與美國之間爭搶防控物資互相“截胡”更是令人大跌眼鏡:這還是曾經標榜人道主義,社會治理堪稱卓越的西方嗎?2016年注定作爲西方的“萬曆十五年”載入曆史。這一年,西方政壇出現了數只黑天鵝: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土耳其的政變與反向政變。西方世界從此開始了在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全球化與反全球化、國家理性與民粹主義之間的左右博弈和集體迷失。德國著名曆史學家海因裏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AugustWinkler)無疑是較早洞見這一切的智者,他的《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寫于2015-2017年初,條分縷析歐盟與美國在這一曆史轉折時期的種種政壇變遷,留下了追索這一西方變遷時刻的信史。

  一、西方內部整合有心無力

歐洲面臨的內部異質性挑戰極其深刻。歐元區內部南北對立,即德國、奧地利、荷蘭、盧森堡、芬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等北方國家較好遵守了預算紀律並始終留意自身償債能力,但是地中海沿岸的南方國家卻對預算紀律和債務毫不在乎,雙方因此深度沖突。在接收中東戰爭難民問題上,東西對立,原西方國家同意接納一定數量的難民,東歐各國則堅持拒絕。意識形態上,東歐和東南歐的追求“非自由的民主”,北歐成員國也對歐盟較爲疏離。因此,溫克勒不認爲歐洲的無原則擴張是明智的。首當其沖是曠日持久的土耳其入盟問題,在溫克勒眼中,土耳其的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對伊斯蘭世界的那種猶豫、暧昧的態度”,並不能讓歐洲共同體變得更加強大,反而會變得空洞化並走向毀滅;國家在政治上和價值規範上的認同理應成爲歐盟地緣戰略擴張的邊界。

然而,歐盟自身定位也是不清晰的。在溫克勒看來,歐盟一開始就是在兩端之間搖擺:成爲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實體,抑或各民族國家之間的協調機制。在歐洲曆史上只有德國一度認同“後民族國家”的國家形態,“將歐洲視爲新祖國”。基于哈爾斯坦的設計,歐洲的未來是成立一個“歐洲的超級民族國家”甚至“聯邦國家”,但是法國總統戴高樂卻希望歐洲成爲“列國的歐洲”。英國、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對超國家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不感興趣,其感興趣的只是歐洲的共同市場。蘇東劇變之後,前華沙條約成員國和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國加入了歐盟,但是歐盟擴張的同時卻沒有發展其決策體制。現實決定了歐盟還無法成爲超越民族的歐盟,只能輔助性地成爲一個諸民族之上的歐盟,它的權力只能來自于成員國的讓渡,而無法超越成員國之上。

歐洲內部的權力結構問題也是一個無解的難題。歐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歐洲理事會常任主席、輪值國家的政府領導人、歐洲議會議長、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似乎都有權代表歐洲講話,又都沒有全權代表歐洲。溫克勒寄希望于歐洲聯盟進一步向政治聯盟演化。他認爲,一個缺少政治聯盟的貨幣聯盟是有“天生缺陷”的;希臘等地中海國家龐大的財政赤字規模已讓歐盟出現了成爲“共同債務聯盟”“轉移債務聯盟”的趨勢。英國脫歐之後,歐洲機構的重心也逐漸偏移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轉至歐洲理事會和成員國,尤其是德國。由于歐洲的傳統安全問題——德意志問題,即德國的邊界問題、德國的統一和自由優先性問題、德國對歐洲安全的威脅問題在德國重新統一之後得到了解決,溫克勒認爲德國應在領導歐盟向政治聯盟發展的道路上繼續扮演關鍵角色。

當下歐盟與美國的關系若即若離,往昔“溫情脈脈”的協作已漸成故事。在溫克勒看來,歐盟與美國的傳統關系並非今日這般糟糕。美國在殖民地時期繼承了歐洲新教的宗教遺産,還繼承了歐洲大陸的啓蒙觀念。美國與歐洲的價值觀念差異源自政體構成方式:美國源于自發生成,歐洲則源于自上而下的構建。歐洲絕對主義王權賦予歐洲的遺産有二:一爲“善政”傳統,一爲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但是美國卻崇尚自力更生的精神,賦予了人民持有武器的權利。盡管存在這樣那樣的文化差異,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崛起,美國已與歐洲成爲了文化統一體,並在政治上成爲歐洲的夥伴。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俄羅斯吞並克裏米亞和恐怖主義的全球化,歐洲和美國正在逐步接近。但是,激進的民族主義兼民粹主義者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讓歐洲和美國的關系面臨了新的嚴峻考驗。

  二、內外交困下的價值迷失

中東戰爭難民成爲西方價值迷失的導火索。在溫克勒看來,歐盟及其成員國引以爲傲的“歐洲價值”經曆了漫長的曆史演化和全球擴張,已與全球範圍內的西方價值聯系在一起。但是“歐洲價值”卻在接收中東戰爭難民的問題上展現出自身的脆弱性。2015年,中東難民的接收問題使歐洲各國須在國家理性與人道主義之間做出抉擇,面臨道德上的兩難困境。例如,德國憲法將政治庇護作爲一項主體性基本權利,接納中東戰爭難民格外熱忱,這引起到了鄰國反感;進入2016年德國已發現自身無力接納更多的難民,于是也開始大幅限制難民進入德國的規模。但是,難民問題遠未終結,而是構成了對歐洲持久的人道主義挑戰。更深遠的影響,則是歐洲各國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崛起、英國脫歐與美國民族主義兼民粹主義者特朗普的崛起。

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已不再珍視人權等傳統西方價值。奧巴馬在中東、北非地緣戰略問題、外貿問題上的措置乏力,使鼓吹對內推行超自由主義政策、對外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共和黨人特朗普得到了內地定居已久者、全球化“輸家”、保守勢力的支持,成爲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第一批人事任命是將軍、經理人和銀行家、億萬富翁,實質上是用高度保守的建制派替換掉了那些自由主義的建制派。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推行的政策與美國傳統政策幾乎相悖,迎合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特朗普在國會山的演講不再討論人權、國際責任和歐美盟友關系等傳統話題,他甚至認爲分裂的歐洲比統一的歐洲更加符合美國利益,跨大西洋關系邁入了一個充滿沖突的新時代。

歐盟自身的民主合法性也在持續惡化。在溫克勒看來,歐盟內部波蘭、匈牙利等國正在滑向“非自由的民主”陣營,這一陣營還在逐步擴大。爲了狙擊歐洲議會內部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盧森堡基民黨人容克被歐洲議會黨團內定爲歐盟委員會主席,歐盟委員會領導層在事實上議會化了,歐洲議會監控歐盟委員會的角色在事實上被架空。從溫克勒的論斷說開去,這一合法性資源的透支無異于飲鸩止渴,定將損及歐盟自身的長期穩定。

  三、不確定性下的西方前路

當前時代的不確定性層出不窮。溫克勒認爲,歐盟仍然受困于難民問題和歐元區危機,目前也無法有效遏制波蘭等國追求“非自由的民主”,候選國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安也在總統專制、疏遠歐盟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溫克勒將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寄托于法國大選選出一個自由主義的親歐總統,與德國密切合作,引領歐盟邁向進步,彌合歐美關系,使西方走出當前的困局。

溫克勒毫不避諱西方的危機:帶民粹性質的民族主義的興起遍及全歐;歐盟遠沒有在一個重要問題上用一個聲音說話的能力;馬克龍改革歐盟,重建歐元區的理想在實踐中將面臨諸多困難;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理念已滲入了跨大西洋政治之中。但是,溫克勒相信沒有一個歐盟成員國可以獨善其身,只有將歐盟成員國自身的力量聯合起來,在全球輻射自己的規範性價值體系,方能增強歐洲內部堅持自由的、多元的、非暴力的和尊重人權及公民權的制度的自信力。

在溫克勒看來,雖然美國特朗普政府已不可避免地民族主義化,但是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馬克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已成爲西方民主世界自由派新的三大主力,這個新的跨大西洋核心小組正在開展廣泛的互相合作,以遏制民族主義複興的危險。

總的來說,溫克勒將《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視爲其巨著《西方通史:從古代源頭到20世紀》(GeschichtedesWeste?ns)的續篇,呼籲歐盟成員國之間、歐盟和美國之間深度合作,遏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傾向,堅守傳統價值理念,進而加強全球治理,實現西方文明的長期發展。當前新冠疫情造成了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新一輪擡頭,盡管溫克勒的視角偶爾是歐洲中心主義甚至是德國中心主義的,但是他對當前西方發展道路的思索在疫情背景下無疑更加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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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7月10日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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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翔研究員的專著《基層政府編外用人治理研究》出版